做為台灣和平基金會成員及受託經營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三年任期的館長，在結束經營之後，我有很多話想要告訴社會大眾、有很多事情想要清晰地傳達給社會大眾；而這些話在媒體之前是隱而不現，過去從未獲得公允地傳達。於是，有這本書的出版。但求，我們的見證控訴，在你我深愛的台灣社會將會是一個深層反思。
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是陳水扁擔任市長時構想建立的，從構想、策劃到實施，經歷許多階段，面臨許多困難。開館之後，人員及軟體呈現，展示內容、收藏、研究、志工培訓、國際交流、藝文活動等煥然一新；不難看出我們在歷史文物、史料、人力和經驗的侷限當中，掙扎而出的生命力。
二二八事件曾是台灣社會一個禁忌，它已桎梏台灣人心靈達半世紀，是踐踏人類性靈的惡例。從這個角度來看，戰後的台灣社會並非只是外來政權的壓迫，心靈的扭曲不知覺內化、深化，才真正是台灣人的悲哀。我們絕對體恤悲情，但紀念館是屬於全體台灣人的紀念館，非為特定對象而設的紀念館。而紀念館的設立是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的一部份，在於積極促進歷史真相的呈現，受難悲情的撫恤，族群共榮及社會祥和，進而引發台灣當代社會面對歷史事件的反省，轉化歷史真相的認知，深化公民社會的歷史意識，才能成為台灣人的共同資產。
三年的期間，基金會履行合約義務並為理念做出可能的最大能量，從無到有，營造了一座歷史文化座標的紀念館。期約結束，台北市政府多所作梗，致使台灣和平基金會做出不爭取續約的決定，雖有抗議，也難免不捨。其間被判「沒資格」參與甄選及無的放矢竟言財務不清的污譽，我不諱言直指馬市府與文化局的從中強力運作及權勢妄為。二二八紀念館在台灣真的是政治意涵濃厚且敏感的紀念館嗎？或許因為它的政治意涵敏感，所以就應該成為省思、人權、公義、和平的紀念館。文化行政的角色為何？是補助幫忙民間團體共同促成文化建設，絕非是指導、調教、或是高舉形式上的「依法行政」，大玩政治與媒體的兩面手法及官人謊言。否則，歷史的反思與紀念終究只是形式。
紀念館及文化設施公辦民營可以說是一剛剛萌芽的概念。平權地利用公有資源，透過企業經營的效率，加上人道的關懷，才能使非營利事業順利發展。此刻我心中也只有驕傲與感動，感謝所有投入紀念館建館及營運的各界人士，謝謝林義雄先生在我踏入社會實踐路徑的鼓勵，也謝謝朋友們。因為有你有我，我們的社會才會有更美好的遠景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