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時際，我編集的一冊紀念詩集「傷口的花」出版。在那冊詩集的序言〈記憶與發現〉中，我提到這樣的一段話：
二二八事件的記憶與發現，是台灣精神史的重要課題，因為這段死滅的歷史經驗，像夢魘一樣，壓抑著台灣人的心靈，扭曲了台灣國民人格。
在紀念詩集裡，我說了「以詩為花／紀念二二八／在受傷的島國／種希望的樹」這樣的想法。但也引起了自己在省思戰後台灣文學病理與生理的一段話：
凝視二二八事件的意義廢墟，從灰燼裡堆積的破滅祖國憧憬和中國接觸的悲慘經驗，才能調整出邁向新路程的視野。
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也是那時際揭幕啟用的。記得揭幕啟用典禮時，我因無意以參與籌備的身分和許多人一起接受當時市長陳水扁的表揚獎牌，並沒有出席儀式。從廣場的邊緣，我看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會兩位成員：畫家廖德政和中研院院長李遠哲與陳水扁市長一起按下揭幕啟用儀式的手印，心裡想：死滅的經驗終會經由再生的歷程而呈顯新的精神風貌。
四七社的一些成員參與的台北市政府二二八紀念館的籌備工作，紀念館的揭幕啟用意味著某種集體心願的完成。參與籌備工作的成員中，葉博文因參與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會，轉換角色成為公辦民營的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經營者一分子。滿懷社會運動熱情的葉博文更因被推為館長而實際擔負著台灣和平基金會經營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重責大任。
三年的期間，葉博文幾乎忘記他的家業，他最大的職志就是擔任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館長。他就是台灣和平基金會的靈魂，為了投入經營，他奔走募款，親朋好友都被視為支援能量。從無到有，簡直到視館為家的地步。
但，真情的投入並沒有為他換來公允的對待。儘管三年期間，佳評如湧，但是潛在的政治力量的變化，從陳水扁市長到馬英九市長的變動軌跡中潛藏著某種再顯權力力量，終於在期約屆滿之際扭曲改變了事況。官署的權力滲透在各種隙縫，彷彿歷史陰影的翻版。
我在台灣和平基金會經營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三年期約屆滿前，應邀擔任董事。面對未能公允對待台灣和平基金會經營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政治心態，我和許多董事一樣都不擬續約經營。但事態並不單純只是不爭取續約經營即可了結，官署的懲罰竟然成為未了結的騷擾。
台灣和平基金會第二屆董事會，我成為董事長。但第一屆董事會經營管理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後續事況仍然存在，並且不斷。
在這樣的狀況中，從葉博文的視野回敘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揭幕啟用以來的歷史就成為觀察、了解狀況文化和政治陰影的途徑。從葉博文的視野可以看到那些死滅的歷史經驗依然像夢魘一樣，依然壓抑著台灣人心靈，依然扭曲了台灣國民人格。權力的任恣與虛妄像迷障一樣籠罩著島嶼的土地，籠罩著二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