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生的背景
「二二八大屠殺事件」(說明1)於二次戰後(說明2後不到一年半之時間發生，其背景極為錯綜複雜，並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的。首先，由於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均缺乏了解，因而於1945年末，期望落空(說明3)。其次，在政治方面，行政長官制度說明4)，確有諸多缺失，而官箴(說明5)、軍紀欠佳(說明6)，政治參與和待遇也極不公平(說明7)。在經濟方面，由於不當之管制政策說明8)，百業蕭條(說明9)，物價飛漲(說明10)，失業嚴重。在社會方面，復員返鄉的前台籍日軍軍人(說明11)，就職無路，一文莫名，因而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暗潮。此外，行政長官陳儀個性剛愎(說明12)，以致下情不能上達，官民關係惡劣。由於以上種種因素，有識之士早已預感危機之瀕臨(說明13)，然而，長官公署猶渾然不覺(說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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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時間斷限，原則上係自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緝煙事件發生，以迄五月十六日清鄉結束為止。(前言)
2.） 民國三十四年。
3.） 台人長期在日人封鎖下，對祖國情形所知不多，因此台人處處拿日據時期的軍、政、經、社會等方面與戰後中國政府所治理者相比較，在強烈的對比下，情緒上反而感到祖國不如日人，轉生輕視鄙夷之心理。此外，有些大陸來台者對台灣婦女騙婚、欠缺現代知識之生活習慣的差距，不同社會背景產生之價值觀與道德觀之差異， 加上語言的溝通不良，均加深了省籍的鴻溝。台人初對祖國期望過高，不久即由失望而轉為輕視。(頁二七)
4.） 依「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行政長官公署受中央之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行政長官對在台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並可在職權範圍內發布署令及制定單行規章，同時身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可見行政長官制係集本省司法、立法、軍事、行政等大權於一身的一元化領導。行政長官由國民政府特任，此與各省的委員制不同。各省的省府實行合議制，委員與省主席同為簡任官; 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各處(秘書處、民政、教育、財政、農林、工礦、交通、警務、會計處)及秘書長都是行政長官的幕僚人員，均是簡派。此外，設有法制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及考核設計委員會。至於銀行貨幣系統也與國內不同。…「陳儀」認為應維持台幣及台灣金融機構使自成系統，並阻止法幣在台灣流通，這樣才不致「使台灣像大陸各省那樣法幣氾濫成災，物價暴跌的現象。」因此，，陳儀主張「先保持安定，才能促進繁榮，所以要發行獨立的新台幣，使台灣不受大陸法幣的影響。」此一主張在其來台之前，獲得蔣主席的首肯，並面囑宋子文照辦，因之，當時有意來台設立分行的四行二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及郵政總局)遂無法在台灣設立，財政部也公布「台灣與內地通匯管理辦法」，規定除「中央銀行及被委託之銀行外，其餘銀行皆不准辦理台幣與法幣兌換業務。」(頁六)不少台人認為國民政府此一設計仍將台人視同殖民地之人民，因而對政府相當不滿(頁四)
5.） 官員不僅平日不是在為民服務，遇事還要擺出官架子，並層層推諉，敷衍了事，這些缺點與日據時官員敬業要行政重效率成為強烈的對比。(頁二十) 政治上缺乏效率，官僚作風又盛，這些現象均是日據時期台人未嘗經驗的，短短的一年半，行政長官公署的表現真是遠不如日人。而公務員涉足酒家、不守紀律及貪污的事件，報紙的登載不絕，例如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台灣新生報》社論（談營私舞弊問題）所載的舞弊案數目頗為驚人，指出不少公務員常涉足都市中的舞場、茶館、酒樓和賭場，各機關冗員太多，人民對公務員的印象欠佳。至於貪污案件不僅出現在一般公務員，連檢察官、法院院長，甚至教師都貪污。而士兵不守法、乘車購物不給錢是常見的事，甚至有公然搶劫者。不少貪污超過千萬元以上。(頁二一)
6.） 駐台軍隊軍紀欠佳，軍人並常向「民眾強買勒借，乃至姦污婦女，動輒開槍傷人。給一塊錢硬要買五個雞蛋(值五元)，市場上糾紛司空見慣。」至於搶劫、偷竊的事，更時有所聞(頁二三)
7.） 就政治上言，日據時期台人無論在行政上、專業上及技術上均難獲公平地位。台灣光復，不少台人抱有幻想，以為此後應可自治……其實不然，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十八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人。十七位縣市長中僅台北市長游彌堅、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市長黃仲圖(原為連謀)、高雄縣長謝東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為黃達平)為台人，但悉數均返自重慶「半山」，並不受台人歡迎。…更令台人不服者，莫過於「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人不易謀得公家機構之職。(頁十九)
8.） 島嶼地區的經濟，對外的貿易十分重要，如果島嶼地區不靠貿易，則必須具備相當豐富的資源，但台灣並未完全具備這個條件，因此仍需對外貿易。但陳儀似未看清此一情勢，他到台灣之後，即著手實行經濟的統制…雖然他知道這會引起商人的反對，但陳儀認為他是為公不是為私，他所要「追求的不是要肥少數人的腰包，而是要使台灣人民的食、穿、用等民生問題逐步獲得解決。」這種態度顯示其頗嚮往社會主義思想，加上他剛毅固執的個性，使得他的經濟政策受到極大的批評與反彈，而成為後來「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之一。(頁七)
由於台灣行政的特殊化，長官公署相當排斥外來者，拒絕四行二局或任何私立銀行到台灣設立經營，因而使「官警貿易企業以外的民間貿易企業一律停頓」; 亦使得中國大陸的政府銀行以「通匯問題」採抵制台灣的封鎖政策，台灣因而走上自我封鎖的局面。結果，造成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船票、機票不能出售，海關無法課稅，船不准出口，台灣貨運無法暢通; 加上長官公署的統制政策，政府自營貿易，以及匯率的不定，使商人裹足不前，因而各地貨物運台銷售困難，外貨不能到台，而台灣貨物也不能外銷的自我封鎖。(頁二五)
曾有台胞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向行政院請願，要求「中央明令取消與民爭利之貿易公司，及類似性質各種中間剝削機構，取消各種戰時統治法令，以疏民困。」足見人民對陳儀統制政策之不滿。（頁二二）
9.） (陳儀)除繼續日人在台的專賣制度而設置專賣局之外，又設了控制省內外運輸的貿易局，幾乎壟斷了台灣的民生貿易與工業各層面，一般私人企業無法發展，造成人民更多的不滿與失望。因此，「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這兩機構便成為改革者要求廢除的目標。(頁二六)
10.） 台灣經濟危機的造成，主要源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尤其是糧價居高不下。台灣原以產米著稱於世，日據時期，「因受戰爭的影響」，致糧食生產銳減…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初，台灣已嚴重缺乏糧食…米價一直飛漲，以致有人言物價之高冠於全國。許多地方發生饑荒，甚至連台中、台南等產米地區亦發生騷擾事件。失業者日多，強盜白天公然搶劫，小偷所在多有。(頁二三)
台灣的物價飛漲，從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底到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漲了一百倍，糧食問題尤其嚴重。（頁二五）
米一斤原來只賣一點五元，但民國三十五年初台北的米價就漲到十元以上，到三十六年二月，以漲到一斤三十二元，此為台人過去所未曾遭遇的生活經驗，因而台人大為不滿。（頁八）
11.） 原台籍日本兵…有十餘萬人。(頁一一八)
12.） 陳儀過分信任其部屬，演成縱容部下，且被不肖屬下包圍，時為台北市商會理事長之蔣渭川，即曾當面批評陳儀:「長官深居內院，被自稱官民橋樑的少數投機分子，和萬惡官僚等所包圍，社會民情無從而知，上情亦不能下達。」(頁一二)
13.） 台灣光復不到三個月，已有不少台人批評陳儀在台的許多做法不當。民國三十五年初，台灣的情況惡化已相當嚴重，引起當時中外人士的極度關切，閩台通訊社已經呼籲政府應對台灣的問題加以重視。上海的《密勒士評論報》刊載（台灣退後五十年）一文，並說:「五個月以後(台灣)可能是中國的愛爾蘭。」…美國在台領事館於三十五年底給其駐華大使和國務院的報告也說:「台灣已在叛亂之點了。」迨至三十六年初，敏銳的觀察者已感到局勢的嚴重，例如上海《觀察》雜誌在台特約記者，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日事件前預言「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動或暴亂的。」可見中外人士都感到台灣實已瀕臨爆發變亂的邊緣。（頁十）
14.） 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已讓台人大失所望，但陳儀為了粉飾太平而將駐台的政府軍內調大陸剿共，台灣的兵力頓呈空虛局面; 激進分子遂以為必可推翻陳儀政府，乃大膽鼓動民眾反抗政府。(頁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