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二二八事變」至今整整三十五年，由於國府始終忌談及此現代史上的痛心事件，故每年此日，中共大揚這一歷史的疤，乘機離間台灣老百姓與政府之間的感情。而在海外對國府有偏見的台籍人士更以此為藉口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近年來我旅居美國，看過不少有關此事的記載與追述，錯寫的實在太多。
最近有一位從德州來的好友告訴我，他不久前在一份中文出版物上看見一篇記述「台灣二二八事變」的文章，說新聞記者王康曾親歷事變經過，我問他那作者說我談些什麼，那出版物叫什麼名字，他又說不出來。與其讓別人越俎代庖代我傳述此不幸往事，不如由自己站在客觀公正的新聞記者立場將當時親身經歷的事情老老實實地寫出來，供將來寫中國現代史的人作一參考。
近十餘年來從台灣到海外的新聞記者為數甚多，但經歷過「二二八事變」而那時又經常在一起的可能只有盧冠羣、錢塘江、王之一及在下等四人。盧兄當時任中華日報社長，總社設在台南，但盧兄經常在台北，他現在東京任香港時報駐日特派員，經常以「芳婷」的筆名發表通訊。錢、王二兄現在巴西聖保羅辦華文報紙。當時錢兄任中華日報採訪組副組長，長駐台北採訪新聞，後陞任組長及副總編輯，以至退休。王兄當時是攝影記者，後在台北市重慶南路開了一家照相館，名為「台灣攝影社」。至於當時在台的軍公教人員現在海外的，那就不勝枚舉了。
我到台灣說起來是件很偶然的事情，不久碰上「二二八事變」，更非始料所及。民國三十五年上半年我還在桂林廣西中央日報主編副刊，白天在桂林師範學院附中教全部高中班的歷史，九月二日攜眷飛離桂林到達南京，十月三日進上海新聞報工作。當時的新聞報是全國發行量及廣告最多也是最賺錢的報紙，員工的待遇也最好，我第一個月領到的薪水在上海可買白米五十二擔。當時新聞報的三大巨頭都是我國新聞界的傑出之士，社長程滄波、總編輯趙敏恆、總經理倉文潤三先生都在全國赫赫有名。
抗戰勝利，政府派文武大員接收台灣，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兼警備總司令，京滬各大報也派記者來台採訪及主持發行業務，上海新聞報首先派到台灣來採訪新聞的是謝爽秋兄。謝兄曾留學日本，精通日語及英語，不到半年，報社調他長駐東京麥帥總部採訪盟軍佔領日本新聞。
三十五年十月，陳儀邀請京滬記者組團前往台灣採訪，新聞報由倉文潤總經理代表參加，他返回後在報上發表了十幾篇文章，報導台灣光復一年的近況。同月廿四日，國民政府蔣主席偕夫人乘專機飛往台北，於次日參加在中山堂舉行的台灣光復一週年紀念盛會，受到全省人民的熱烈歡迎。新聞報當局由此認識到台灣的重要，決定再派專人到台灣組織辦事處，主持發行及採訪業務。報社就決定派我前往，使我大感意外，但又不能不去。
對我而言，台灣實在太陌生了，不但對過去五十年日人佔據台灣的實情一無所知，而且連一個熟人也沒有，幸而倉總經理拿出幾張名片，並在每張名片上寫了幾句話介紹我去見他們。我現在還記得他介紹我去見長官公署秘書處處長張延哲、台灣省黨部宣傳處處長林紫貴、中央社台灣分社主任葉明勳、採訪組組長張任飛，上海申報駐台辦事處主任兼特派員江暮雲等五位。
當時上海到台灣的民航班機為中國航空公司所經營，每天上午自上海飛台北，下午自台北飛上海，班機座位有限，機票不易購買，報社總務處人員為我預購了三十六年一月五日飛台北的機票，四日夜晚我還到大舞台去看了袁世海與言慧珠合演的「霸王別姬」，第二天正午就飛到了台北松山機場。當時的松山機場設備非常簡陋，跑道短小窄狹，停機坪破破爛爛，航空公司幾個後場人員也只能在一座空洞洞的破平房裏辦公。
我在飛機上遇見一位上海商人，他的姓名我已不能記憶，他經常往來於上海台北之間，對台北的情形相當熟悉。我問他台北最好的旅館是哪一家？他說是迪化街的迪化旅社。我下飛機後就隨全體旅客坐上中航公司的大卡車，在一條窄狹的碎石馬路上緩慢前進，馬路兩旁都是稻田，偶爾看見一兩戶紅磚紅瓦的低矮民房，直到第二酒廠，才算進入市區。卡車在台北火車站館前街口的中國航空公司台北辦事處門口停下來，辦事處主任是已故的牛天文，後來也變成很熟的朋友。
我提著簡單的行李坐上一輛兩輪很高大的人力車，到迪化街住進迪化旅社二樓一間大而無當的客房裏，女侍是一年輕的本地女孩，能說生硬的國語，叫了一客中飯拿到房間裏來吃，吃完後小睡片刻即外出拜訪，先坐人力車到長官公署，即今天的行政院，拉車的是一中年本省人，那天天氣已相當寒冷，他背上批著一隻舊麻袋，後來看到很多拉人力車的都是如此，大戰結束之後，台灣人民生活困苦，於此可見一斑。
長官公署大門口沒有衛兵，給我的印象非常良好，其餘附屬機構也是如此，絕無例外。在國內各省，所有行政機關自省府起，下至縣市，每個衙門都門禁森嚴。台灣則完全相反。光復的國土究竟不同。很快就見到張延哲處長，他為人非常和藹，笑口常開。我的老友李支當時是湖南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和張延哲在重慶中央訓練團同期受訓，李兄已寫了信給張說我要到台灣從事新聞工作，請予便利和照料。
有了這層關係，張對我更加親切，並帶我去見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夏濤聲和委員沈雲龍。夏、沈都是青年黨人，夏後來當選立法委員，沈則已成為中國現代史權威，著作等身。張延哲、夏濤聲和老友李支則已先後在台病逝，至今回想起來，還感到無限悵惘。
第二個拜訪的目標是國民黨省黨部宣傳處長林紫貴，林精明強幹，富於辯才，熱心助人，廣交遊，魏道明任台省第一任主席時調林為省府新聞處長，不過那是「二二八事變」以後的事。林對我非常客氣，也很熱心，他問我住在哪裏，我說住在迪化旅社，他說他管轄下的社會服務處在館前街，距各機關比較近，交通方便，對處理業務及採訪新聞，都有裨益。我接受他的勸告，第二天即遷往社會服務處二樓最好的臨窗客房，由於那時內人及兩個稚齡子女尚在南京，這一客房就變成了我的辦公室及臥室。
第三天去拜訪葉明勳、張任飛、江暮雲諸兄，大家一見如故，一星期之內又認識了新生報社長李萬居、總編輯張果為、採訪主任蔡葵、女記者沈腔璋、編輯姚勇來、路世神、中華日報社長盧冠羣、總編輯張棟材、採訪組組長林世璋、副組長錢塘江、陳維祥、民報總編輯陳百里、採訪主任鄭則人、大明報發行人艾珞生等。因為常到中央社，故中央社記者余徽之、王時、雷樹水與編輯主任汪檢君、編輯王之等，不久都變成了熟朋友。
我到台後第一次參加警備總司令部例行記者招待會，由參謀長柯遠芬將軍代表陳儀司令主持，我們在會議室坐定後柯將軍走出來，他戎裝筆挺，威風八面，一副官高喊「立正」，同業們都聽命起立，我也勉强站起來，但心裏感到不是滋味。他說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在我們京滬來台記者眼裏都不值得一提。台灣雖只光復一年，但治安良好，人民奉公守法，而且是全國唯一沒有中共地下武力的省份。從此以後，我很少去參加那種乏味的記者招待會。
我離滬之前，報社給我的任務是先熟悉環境，其次是成立辦事處，發展業務，再其次是採訪新聞。
關於熟悉環境，台灣情形在當時看起來比其他各省都單純，全省人口只有六百萬，台北市人口約廿六萬。
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雖未在台登陸，但台北市、基隆、嘉義、台南市、高雄被美機不斷轟炸，到處是斷壁殘垣，全省大都市只有台中市最完整，美機從未轟炸。
基隆及高雄港口設施全被摧毀，重要的工廠如糖廠、鋁廠、水泥廠、電力廠都遭受猛烈的轟炸，光復時台灣全省的發電量只有三萬五千千瓦，不及現在的百分之一，全省三十六個糖廠大部份被炸，砂糖產量也一落千丈，在稻米生產方面，由於缺乏肥料，水利工程多年失修，戰爭結束時全省糧食生產不足，難以養活全省六百萬人口，在光復後一兩年中很多農民及國民以蕃薯籤充飢。
當時台北市區範圍很小，東到新生南路大排水溝，溝以東全部是稻田與農舍，南到南昌街，出了南昌街就是一片稻田，稻田中間有一條窄狹的碎石馬路，直通台大。北到台北大橋及圓山動物園。市內的柏油馬路也只有重慶南路、衡陽路、中山北路、延平南路、延平北路等數條，中山南路、信義路等還是碎石馬路，到後來才鋪柏油。全市路燈百分之九十九在戰時損毀未修，入夜黑漆一片，那時沒有夜市，下午七時以後街上很少行人。
全市的交通工具只有腳踏車及人力車，私家汽車絕無僅有，中下級公務員、教員、學生、工人、商人都騎破舊的腳踏車代步，我們新聞記者也都騎腳踏車，而且大都是陳年舊物，我騎新購日製腳踏車招搖過市，引起不少路人的欽羨。只有政府高級官員才有汽車。全市的小汽車沒有超過一百輛，故每天早晚上下班時只見腳踏車在馬路中間橫衝直撞，這種現象如今只有在中國大陸上可以看見，在台灣早已變成了歷史的陳跡。
我到台灣時，長官公署秘書長為葛敬恩，民政處長周一鶚，財政處長嚴家淦，教育處長范壽康，建設處長宋斐如，交通處長任顯群、農林處長趙連芳、糧食局長李連春、專賣局長章嚴。我初到台灣時只因採訪新聞與他們有一面之緣，後來與嚴家淦、任顯群二先生混得很熟，章嚴先生更成為忘年之交，十五、六年前他去世時我親送葬到陽明山墓地，含淚見他的遺體入土。
我初到台灣時不但認識了黃朝琴、李萬居、游彌堅、連震東、黃國書、鄭品聰、丘念台等台籍要人，也認識了蔣渭川及工商界的一些本省人士，有一次蔣渭川和我談到台灣政情，他在我面前大罵陳儀，並說他要到法院去控告陳長官違法失職。我也到過省參議會去採訪，議員在大會上批評省政都能毫無顧忌，暢所欲言。這和當時大陸上各省情形相比，陳儀統治台灣，實在相當開明。
在新聞自由方面，陳儀也很少干涉，在「二二八事變」之前，王添灯辦的民報，林子畏辦的大明報批評省政也相當尖銳，長官公署也未出面干涉。「二二八事變」後兩報才被迫停刊。
陳儀個人，服官非常清廉，他來台以後不住日本總督官邸——台北賓館，卻居住在延平南路一座二層樓小洋房裏，後來陳誠和周至柔都住過那座房屋。他與他的日籍太太生活簡樸，沒有浪費一文公帑。他也很愛台灣，更愛台灣的老百姓。現在還有一個人未知的秘密：就是光復時到台接收及駐防的七十軍與六十二軍，是得到陳儀的同意才撤走的。
抗戰勝利後，台灣六百萬同胞均歡欣鼓舞以做中國人為榮，故六十二軍在基隆登陸時，不少民自發從台中、新竹坐火車到基隆歡迎國軍，但我國軍隊經八年苦戰已服裝不整，官兵持雨傘，穿草鞋，抗大鐵鍋煮飯，他們看見這些軍隊，心裏已冷了一大截。他們從前看見的日本皇軍服裝整齊，皮靴革履，武器精良，軍容壯盛，名為四強之一的中國軍隊原來如此落後，怎不令剛回到祖國懷抱的愛國同胞寒心？
六十二軍士兵都是未受過教育的農村青年子弟，駐防台灣各地以後，軍紀又不十分嚴明，軍民之間的關係也不理想。這時國內討共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兵力頗感不足。有一天蔣主席密電陳儀，詢問駐台軍隊是否可以全部調走，陳儀覆電說，台灣人民奉公守法，社會秩序良好，既無中共地下武力，也沒有土匪，駐軍可以全部調走。
而且光復以後，軍費制度保留，駐軍軍費完全由省庫負擔，軍隊撤走以後，可以減輕省民的負擔。三十五年年底全部撤走，至「二二八事變」發生時，全省只有憲兵第四團，高雄、基隆兩要塞共約一營兵力，總司令部直轄部隊不到一團，故「二二八事變」一發生，迅速如燎原之火，軍力不夠，不能維持社會的安寧秩序。陳儀的一番愛民之心反成禍害，是對還是錯，只有留資歷史家去評論。我和陳儀一共只見過三次面，無私交可言。
第一次在「二二八事變」平定後數日，我和申報江暮雲兩人去見他，他與我們談話約一小時，對「二二八事變」深表痛心。
第二次是白崇禧部長來台宣慰，在長官公署三樓向高級公教人員訓話，我和江兄也應邀參加，先由陳儀報告「二二八事變」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後由白崇禧講宣慰觀感。
第三次是陳儀離台前夕在台北賓館舉行一次招待記者會，台北各報社長、編輯及京滬派駐台記者都應邀參加，我當然也在其內。陳儀講完話後由葉明勳代致答辭，會後並在台北賓館大門口合照一影留念。
陳儀後來做了浙江省主席，三十八年春共軍渡江前他密函湯恩伯投共，湯向蔣總統檢舉，後將陳儀解到台灣槍決。成為政治上的悲劇人物。台灣老百姓都恨他，國共兩黨也都罵他，成為混亂政治時代的犧牲品。
二月中旬，內人攜一對小兒女乘中興輪來台，住在幸町七條通一幢小日式平房裏，那幢小屋是我從一小公務員手裏頂下來，代價是老台幣七千元，土地是林柏壽的私產，房屋產權屬市府日產管理處，辦妥過戶手續後每月繳納租金。家眷來後雇用一個十八歲女孩阿香。我白天到社會服務處辦公，晚上回家，交通工具就是一輛腳踏車。
二月二十六日女師附小開學，女兒進該校一年級，兒子進附小幼稚園，每天早晨我騎腳踏車載女兒上學後再到社會服務處辦事，中午到校接女兒回家吃午餐，餐後我休息半小時，再去採訪新聞，黃昏接她回家。兒子則由阿香負責接送，她也是用腳踏車。直到「二二八事變」後我在懷寧街找到房子正式成立上海新聞報辦事處才解決這一頭痛問題。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時太平町發生緝查私煙槍殺人命慘案，點燃了事變的第一把火。台灣在日據時代就實行煙酒專賣，專賣收入是省庫最大的財源之一，故光復後蕭規曹隨，原封不動。但上海的洋煙走私進口為數甚多，洋煙價廉物美，小販及顧客都「揚洋拒土」，對專賣收入影響極大。
那時失業人多，不少人靠做此小買賣博得蠅頭微利，養家活口。那天公賣局專員葉德根、傅學通率領警員六人到太平町、永樂町一帶查緝私煙，在天馬茶室附近查出老婦林江邁販賣自上海走私來的美國香煙，葉將老婦私煙與非私煙全部沒收，態度橫暴，老婦苦苦哀求，葉等亦置之不理。
引起路人的公憤，包圍緝私人員，先是向葉等代為求情，葉等不賣帳，進而咒罵緝私人員，老婦抱住葉腿不放，葉取出手槍用槍柄翠傷林江邁頭部，如此火上加油，更引起圍觀者的忿怒，看熱鬧的人也越來越多，葉等一面逃跑，一面鳴槍示威，不幸擊中無辜的男子陳文溪，肇事者乃火燒緝私汽車及警察派出所。一直鬧到深夜。
有關官員看見鬧出大亂子，乃向死傷者家屬表示：決定將肇事人員移送法院依法嚴辦，對死者及傷者均從優撫恤，這是法治國家處理此類不幸事件的常軌；但肇事者要求把這兩人押送到發生事故的地點，馬上當眾槍斃。任何一個政府都不能如此草率處理，但肇事者不接受，致使事情越弄越惡，終至不可收拾。
事變結束後葉、傅兩人下落如何，我已不復記憶。總之，一兩個不法官吏可以闖下滔天大禍，陷害無辜。如果不是葉、傅兩人處置不當，殺害無辜，不會發生「二二八事變」，沒有「二二八事變」，不會有「台獨運動」，更不會有高雄事件，陳文成更不會死得不明不白。總之，政治仇恨，宜解不宜結，因為越結越深。卜少夫、陳若曦主張國府特赦高雄事件政治犯，我個人舉雙手贊成，這是我追述「二二八事變」往事時首先要表明的看法。
我到台灣雖然只有兩個多月，由於工作關係，交了不少本省籍的朋友。我是新聞記者，不是接收大員，沒有發一文接收財，我不是政府官員，不能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揚威，而且從日治時代起，台灣老百姓就養成了一種尊敬新聞記者的習慣。譬如你是新聞記者，你有免費看電影的特權，外省籍記者到台後自動放棄了這種特權。你如去他家或他服務的機關第一次採訪新聞，他會送紅包給你。
我記得民國三十九年台灣省政府改組，吳國楨任台省主席，林日高被任命為省府委員。林日高在「二二八事變」時曾被拘禁，後來獲釋，三十九年任台北縣農會理事長。當他的省委職務發表後，我與新生報沈腔璋、公論報黃毅辛、民族報王彥彭、中廣公司江平成等去農會拜訪他，請他談談今後對省政的抱負和展望，他說出他的想法，我們談完後向他告辭，他卻從衣服口袋裏取出五個紅包，分送我們五人。
我們婉言謝絕，說明中國大陸的新聞記者沒有接受紅包的習慣。我提這段「二二八事變」以後的往事在說明台灣同胞對外省籍新聞記者相當友好，你與他們做了朋友，他們會無話不談。我就是從台籍朋友口中悉「二二八事變」前的民情。
據台灣朋友告訴我，台灣光復時，全省人民歡欣鼓舞，以為是從地獄進入了天堂，生活馬上獲得改善。但事實卻不如此。台灣光復後物價不斷上漲，糧食種種缺乏，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工商業停滯不前，政府中高級位置都被重慶派來的外省人所佔據，有極少數不法官吏，貪污違法，作威作福，欺壓良民。
從海外遣送回來的三十萬自日軍中退伍的年輕人，對政府更沒有好感。他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軍閥徵調出國進行侵略戰爭，有的在南洋，有的在中國大陸各省，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他們有的受到當地人民的報復與侮辱。回到台灣後，難免由戰敗國的俘虜搖身一變而成戰勝國的中國人，可是找不到工作，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此時大陸上的討共戰爭又正在進行之中，所謂四強之一的中國只是一個貧窮、落後而又分裂的國家，這些人由失望、輕視進而充滿敵意，遇有機會就會爆發出來。
又有本省朋友告訴我，台灣社會也與任何社會一樣有為非作歹的流氓。日據時代對付流氓的辦法是送到火燒島(光復後改名為綠島，柏楊就在那個島上度過十年歲月)，永遠監禁，日本投降後全部被釋放回到自己的家鄉，太平町與萬華是台北市產生流氓最多的地區，他們從火燒島回來後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如今在太平町發生了緝私命案，使他們得到發洩不滿現實的機會，這就是「二二八事變」迅速擴大及不可收拾的社會背景。
二十八日上午，台北市天朗氣清，日暖風和，除太平町外，全市一切如常，上班的照常上班，上學的照常上學，衡陽路、重慶南路及西門町、萬華一帶的商店都照常營業。很多市民是早晨看報才知道昨晚太平町發生了緝私命案。
我在家吃過早餐後就騎腳踏車先送女兒至公園路女師附小上學，再到館前街社會服務處二樓辦事處辦公，剛要上樓，就聽到敲鑼打鼓的聲音，看看手錶，正是上午八時三十分，這是外勤記者對突然事故發生時首先應有的反應。我連忙走到火車站對面館前街口，看見中正西路(現改名忠孝西路)快車道上有一小小的遊行隊伍正自西向東緩慢前進。
據我當時估計，人數在兩百左右，都是中年與青年人，有的穿著日本軍服，都是普通市民，沒有學生參加。隊伍的前面，有用白竹布橫寫的大字標語，標語兩端的白布綁在兩根竹竿上，由兩人高舉，齊步前進，標語的語句是「槍斃強盜」及「要求政府嚴懲緝私殺人兇犯」，遊行人並未情緒激動，更未揮臂高呼，兩旁也無軍警監視及阻攔。
我來台雖只兩個多月，但見過兩次遊行示威。一次是響應北平女學生沈崇受辱事件舉行反美示威遊行，參加的有台大、師院及台北女師的男女學生共數千人，一次是旅日華僑爭取權利。兩次遊行均秩序良好，自始至終都未發生軌外行動。由於這兩次的經驗，故這次示威，政府事先未採取勸阻或干預行動，以為讓基層發洩發洩後就可了事，想不到會如決堤的洪水，竟一發不可收拾。
由於遊行隊伍敲鑼打鼓，故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那些看熱鬧的人不是看了就走開，而是看了後也加入了遊行隊伍。此時如有軍警出來勸阻，不使遊行的隊伍擴大及前行；同時專賣局長自己出面，到死者陳文溪家裏去慰問死者家屬，致送優厚的撫恤金，並由該局負責為死者隆重辦理喪事，對傷者林江邁由該局派員送到台大醫院住頭等病房，將葉、傅兩兇嫌移送法院依法嚴辦，並請太平町最有號召力的蔣渭川與許丙出面調解，由政府提出保證，一場大禍或可消弭於無形。當然，這是事後的先見之明。從陳儀長官到游彌堅市長都以為是一件小事，沒有作緊急處理，是最大的失策。我當時也以為不會出大亂子，只跟著隊伍後面走到中山南路口即轉回辦事處，未跟隊伍到南昌街口的專賣局，心想至傍晚再去查問請願結果，還不遲。
正午十二時左右，我辦完業務，又自社會服務處騎腳踏車到公園路女師附小接女兒回家吃午飯，(那天兒子不肯上幼稚園留在家裏。)我到省氣象局門前，馬路上已擠滿了人，隻見東門城樓周圍有武裝警察布崗，但一切還很平靜，看不出會有暴亂事件發生，接女兒回家吃午飯，吃完午飯又送她上學，這時約為下午一時左右，至此我仍無警惕，將女兒送進教室後即騎車出外察看。
這時南昌街口專賣局周圍的示威群眾不但沒有減少，人數反而越來越多。該局門窗緊閉，四面八方已圍滿了人，有幾個中年市民站立在該局二樓陽台上用閩南語向下面的群眾演講，尚未講完，下面的群眾即歡呼鼓掌，響聲之大，有如萬馬奔騰。那時我一句閩南語也不懂，故不知道他們講的內容是什麼，從說者與聽者的表情可以猜出，一定是抨擊政府的激烈言辭。這時我才感到事態的嚴重。
專賣局內早已有人闖入，演講完畢，進入局內的人已失去理智，門窗均被他們打破，辦公桌椅及文件都從窗口投擲出來，漫天飛舞。我當時心裏很難過，不忍再看下去了，於是騎車向西行，經總督府(即今總統府，戰時被美機炸毀，只剩殘垣斷壁，民國三十七年秋天才修復)至重慶南路，看見所有的店舖均已關門閉戶，停止營業，再前行見一群如癡如狂的人在專賣局門市部(即第一商業銀行斜對面)二樓窗口將家具、衣服等雜物向街心投擲，有人放火焚燒，一陣濃煙從街心直向天空上升。
我見勢頭不對，就從幽靜的小巷折回到辦事處。我當時覺得：緝私員槍殺無辜良民誠然可恨，但不能為了一條人命，就搗毀官府，焚燒公物。如此越軌行為，實為任何法治國家所不容。假使這種事情發生在美國、英國及法國，政府還不出動軍警拘捕搗亂的人嗎？
最近數年在美國閱覽香港出版的「七十年代」，裏面所載有關「二二八事變」最大的歪曲事實是說長官公署開槍殺害請願群眾以後，群眾才砸專賣局。事實剛剛相反，我親身經歷的事實是砸專賣局及門市部(也稱分局)在先，長官公署開槍殺人在後。我是人道主義者，我痛恨政府官員殺害無辜，也反對暴亂，我是憑我的良知說真話。我今天在美國是真正的自由人，我厭惡中共過去在大陸上實施的暴政，也不欣賞國府有時文過飾非。但我大半生從事新聞工作，我追述這件痛心的往事，要對歷史負責，更要不昧良心。
我回到館前街社會服務處以後，本想睡睡午覺再到長官公署去看看；但我剛一上床，就聽見窗外人聲鼎沸，即起床憑窗外望，看見馬路上和火車站前擠得水洩不通，真是人山人海。人群像決堤的洪水一樣向長官公署的方向奔去，不久就聽見從長官公署方面傳來的槍聲，頃刻之間，馬路上的秩序大亂，這時我想出去，已不可能，於是將一張有靠背的椅子，移到窗前，坐下來居高臨下，俯瞰外面的變化。
當時的社會服務處就是現在的建國補習班，在日據時代社會服務處對面是鐵路飯店，聽說那是戰前台灣最現代化的旅館，戰爭末期被美機轟炸，夷成平地。光復初期是一堆斷壁殘磚的堆集場。槍聲響後，我眼前的景象完全改變，本省籍群眾像發狂一樣，不分青紅皂白，圍毆馬路上行走的外省人。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有的倒在馬路上奄奄一息。
當時有一班火車剛自外埠開到，下車旅客中有些外省旅客一走出車站就被打傷或打死。他們根本不知道被打是為了何事。有兩個穿灰色軍服的徒手士兵被一群人圍毆，他們用拳頭、磚石將兩個士兵打倒在地上，滿身是血，痛苦呻吟，他們才罷手。幾分鐘後又走來一穿西裝和一穿中山裝的外省人，也被打得口流鮮血，倒在地上。不久，又有一徒手士兵經過，後面跟著一十七、八歲的本省青年，手持打棒球的木棒，緊跟在士兵後面，那青年從後面用力揮棒，打那士兵的後腦，並大聲咒罵，那士兵負傷忍痛向瓦礫堆逃走，那青年緊跟在後，不斷揮棒，終於又打中士兵後腦，鮮血直流，直到那士兵暈倒地上，那打人的青年才走開。
我看到這種景象，既氣憤，又傷心，我想不到回到祖國的台灣同胞，竟如此殘忍。冤有頭，債有主，長官公署開槍殺人，你們去打長官公署好了，為什麼要找無辜的外省人出氣？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於是躺在床上流淚。
這時，旅館的女侍阿瑞走進我的房間，見我流淚，知道我是受了外面騷亂景象的刺激，用生硬的國語安慰我，因我住這房間已兩個多月，和該處全體員工都混得很熟，由於我毫無外省人的優越感，故他們對我的印象很好。阿瑞又告訴我，附近的流氓警告本省籍的李經理，揚言今晚要到社會服務處找「阿山」旅客算帳；李經理要我提高警覺，不要外出，到緊急時他會通知我到他的臥室裏去躲避。
後來我又知道全省各地有很多外省人都得到本省同胞的保護，才未受害及喪失生命，足證本省沉默的大多數還是良善的中流砥柱，兒女，知道本省人與外省人是同一個祖先，只是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才使彼此變得陌生及互不了解。
在此情況之下，我也不敢外出。據李經理得到的消息，說槍聲響後除全市發生毆打外省人以外，肇事群眾有一股佔領了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人民廣播說長官公署衛隊開槍殺害本省同胞，勸大家起來報復，佔領政府機關，繳警察槍械；各地流氓、退伍軍人及不滿政府的政治野心家迅速聯合起來行動，毆打外省人像鼠疫霍亂一樣，蔓延全省。外省人的住宅有的被搗毀，有的被火燒。
被打死的外省人被投入河中，有些受傷的外省人到本省私人醫院求治也不收容。我所住的幸町七條通一位楊太太，丈夫是省農林處科員，楊太太快要生產，二十八日下午坐人力車到鐵路局附近的紅十字會醫院(後改名省立台北醫院)婦產科去檢查，行經台北火車站，被人拖下來痛打了一頓，楊太太跪地求饒，說自己是待產的孕婦，打人者看見楊太太大腹便便，證實她未扯謊，才停止打她，讓她去醫院，過了幾天，楊太太產下一男孩，母子均安。後來鄰居都稱讚她母子命大，將來必有後福。這是事變平定後我才知道的事實。
一小時以後，憲兵開到火車站前廣場，館前街也有哨兵，政府宣布戒嚴，群眾散去，街上行人絕跡，我更不敢外出，我過了八年抗戰生活，知道戒嚴厲害，如回答不出或答錯了口令，士兵可以開槍殺死你而他不負殺人的責任。
我一家四口，此時分在三處，內人與兒子在幸町家中，有一女傭作伴，女兒在學校，我不能去接。一個不滿六歲的小女孩孤零零地呆在學校，夜晚怎辦？八年抗戰我目睹多次生命危險，受了很多苦難。想不到今天的處境，比抗戰時期更危險，更悲哀。想到這裏，欲哭無淚。那時家裏未裝電話，從社會服務處打過好幾次電話到女師附小辦公廳，鈴聲不斷地響，卻無人接聽。到了吃晚飯時間，阿瑞照常送一份客飯進房，我肚子不覺得飢餓，無心吃飯。
這時社會服務處的旅客差不多都已走光，他們大都是本省人，有辦法行動，樓上除我外，隔壁房裏還住有一位來自廣州的年輕旅客，他是一家航業公司的小老闆。他有一艘數百噸的小輪船，船長和船員都是台灣省人，該輪原來定期航行於廣州、香港及汕頭之間。但該輪自廣州開出後數日杳無音訊，他懷疑是船長搗鬼，將船開回台灣，他於二月下旬自港來台找船，兩三天後就碰上「二二八事變」，終日長吁短嘆，怨恨自己倒楣透頂。
天色剛黑，自己覺得困處愁城，不是辦法，應冒險出去，了解一點外界的情形，我悄悄告訴李經理，我要溜到民報去看陳百里總編輯，陳為福建人，能說閩南話，他也長期住在社會服務處，經林紫貴先生介紹，我與陳很快就變成了好朋友。民報的後台老闆是林紫貴，社長是高拜石先生，也就是後來在新生報副刊寫掌故出名的「芝翁」。
民報在館前街，並與社會服務處同在一邊，步行兩分鐘可到，我在騎樓下輕步疾行，走進該報二樓總編輯辦公室，除陳百里外，申報江暮雲夫婦及該報另一駐台記者楊文育也在座。大家正愁眉不展，見我闖了進去，精神為之一振，其實我心情更沉重，妻室子女分隔三處，互不知生死存亡。他們也不知外界現正發生如何變化，只知北門電訊局已被肇事者佔領，對外的電報電話均已斷絕。我們偷偷摸摸，竊竊私語，誰也不知能否活到明天，全省已成恐怖的無政府狀態，政府雖已宣布戒嚴，但肇事群眾已組織起來，連夜開會，領導人是蔣渭川、王添灯、許丙等，這是我回社會服務處後從本省員工口裏得來的消息。
大家當時都想住在民報，因為肇事人需要輿論支持，不會隨便侵入報館，但那裏室小人多，且無被褥。陳百里與我商量，我們兩人還是結伴回社會服務處比較妥當，說定就走，回到臥室，摸黑上床，不開電燈，和衣而臥，很久不能入睡，那是我有生以來最長的一夜。
三月一日全市仍在戒嚴之中，清晨自窗口外望，街上沒有行人。我服從戒嚴令，不敢外出，但上午九時左右，我們的女傭阿香卻騎腳踏車自家裏來到社會服務處，使我喜出望外。她告訴我內人與兒子昨晚爬上天花板睡了一夜，她睡樓下臥室，因為她是本省人，流氓不會打她。內人原來睡在臥室裏，聽鄰居本省人說，今夜流氓要到本巷打外省人，內人與兒子乃爬上天花板上去睡，天花板很薄，母子兩人只能睡在有桁條的地方。
我問阿香你怎麼出來的？她說她是本省人，流氓不會打她，憲兵見她是赤手空拳的少女，也會讓她安全通過，不加阻攔。我請她立刻去女師附小查問女兒下落，有了消息，馬上到社會服務處通知我。一個多小時後阿香又來告訴我，她已將小女接回家去了，並說昨夜有五個外省男女小學童由一女老師照顧，在教室凍了一夜，當然包括小女在內。聽了妻室兒女都平安無恙，心上一塊大石頭，才落了下來。阿香善良、熱心、負責，我夫婦對她深表感謝。
上午十時，街上已有行人，我離開社會服務處，從開封街轉往懷寧街，進大公報辦事處找何添福，何添福是台北人，他竟躲在房內不敢出來，膽子比我還小，使我感到非常詫異。
抗戰勝利後，大公報的胡政之、王芸生等對台灣非常重視，恰巧該報編輯部的李純青原籍台灣，地靈人傑，台灣光復後，李純青身價十倍。民國卅四年十月五日有兩架飛機自重慶飛台北，其中就有李純青；李純青先回家省親看望分別了十年的家人，想不到李一進門，他父親就在那天病逝。這是四年前我到西雅圖，前肥料公司總經理湯元吉先生告訴我的，兩年前在洛杉磯，前行政院新聞局駐美西辦事處主任鄭南渭先生也對我提到此事。因為湯、鄭兩位先生也是乘坐那兩架飛機到台北。
李純青抵台後即著手成立大公報駐台辦事處，在台發行航空版，由李的親戚何添福出任辦事處主任。何添福中學畢業時，日本軍閥已發動侵華戰爭，何懂中國國語，被日軍徵調到南京，充當日軍華語譯員，與一美麗的南京女子結婚。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何被遣送回台，擔任大公報台灣辦事處主任後，在台北社會，也很活躍；不過他的中國語文根基不好，故在寫作方面，很感吃力，因此四個月後，大公報改調呂德潤、嚴慶樹來台，大公報的新聞採訪力量才大大加強。
何添福有一輛破舊的自用小轎車，事變前，江暮雲、張任飛和我經常湊他的油搭便車到機場或較遠的地方去採訪，我找他的目的是想由他開車帶我出去看看全市實際情形，但他沒有這股勇氣，我只好走回社會服務處。這時鐵路、公路、郵電、航空等交通仍陷於停頓。商店關門，工廠停工，政府機關也停止辦公，各警察分局及派出所警察槍械均被肇事群眾繳去了，由流氓、退伍軍人及高中學生持用那些槍枝，招搖過市，戒嚴憲兵也不敢向他們開槍。
下午兩點左右，火車站及北門郵電局前傳來緊密的槍聲，並有機關槍的聲音，入夜才停止，不久有一旅客從外面冒險回來，說是肇事群眾進攻鐵路局，與鐵路警察大隊發生衝突，原想今晚回家與妻兒團聚的打算只好放棄。晚上不敢睡在樓上，我和那廣東旅客及我辦事處僱用的職員鄧書國搬進樓下經理臥室，四面都是很高的磚牆，不虞流彈傷害。
三月二日上午，沒有聽見槍聲，回到樓上辦事處，從窗口看到街上已有少數穿木屐的本省同胞步行。我去大公報，碰見江暮雲與大明報發行人艾珞生都在那裏，我坐下後，艾主張由我們同各報負責人乘車到各出事地點去看看，並乘機勸導各肇事者不要感情用事，等候政府作公平合理的解決。艾為本省人，既提出這種息事寧人的辦法，我與江暮雲都深表贊成，我並主張去找省黨部宣傳處長林紫貴。
林為福建人，能說流利的閩南話，且與本省各界人士關係良好，如果我們新聞記者自由行動，萬一有不法份子造謠中傷，我們跳進大海也洗不清楚。他們都贊成我的意見，乃由何添福開那輛老爺汽車到大正町四條通林紫貴的公館，向林說明來意，林也非常贊成，並用兩張大白報紙寫上海申報、新聞報、大公報、民報、大明報聯合採訪車，又到民報去接了一人上車。這樣做的目的在於防止士兵發生誤會，不致遭受槍擊；同時使肇事者及民眾知道我們是新聞記者，此行出於善意，目的在了解實情，如能成為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就更符合我們的理想。
我們的採訪專車從大正町開到太平町，也就是從現在的中山北路一段經長安西路轉延平北路從南向北慢駛，首先遭受街上憲兵的阻止，經我們說明來意，他們很有禮貌地讓我們通行，憲兵都是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服裝整潔，紀律嚴明，自光復時開來台灣，駐防各地，維持軍隊風紀及社會秩序，愛護民眾，故軍民關係，非常良好。這時延平北路馬路上雖無車輛及行人，但兩旁商店騎樓下還是有三、五成群的青年與中年男子站在一起閒談，看見記者採訪專車開來，立即圍住我們向我們傾訴委屈，要求我們做公正的報導，尤其是向我們上海來的記者抱有更大的希望，要求我們主持公道。
在永樂町即現在的迪化街一私人醫院門口看見死屍三具，均為本省中年男子，頭上中槍身故。有一具屍體已裝進棺材，其家屬正在撫棺慟哭，我見此慘象，心裏感到異常哀傷。先父母均為虔誠的佛教徒，連殺雞吃魚都認為是罪過，我自幼受到薰陶，對暴力及殺人，深表厭惡，假如不是緝私者開槍殺死無辜，怎會連累別人受害？因此，在任何社會裏，害群之馬最令人憎恨。在另一醫院裏獲悉外省人死四人，其中一名是婦女，傷十三名。
這些外省人來到寶島是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想不到連性命也白白送掉；我獲悉此惡耗後內心也很難過，並對死者與傷者深表哀悼與同情。離永樂町後到鐵路局查看，整個鐵路局的門窗桌椅均被打得稀爛，樓上樓下各室內外，滿地是破碎的玻璃與木板，公文檔案都成廢紙，連室外日據時代留下來的防空洞裏也散布著破鞋破帽，只有「滿目瘡痍」四字可以形容。這就是前一天警民衝突的結果，裏面也有血跡，但未見死屍，也沒有看見一個活人。
專車又從康定路開到萬華去巡視，除街上行人稀少外，一切如舊，未受任何損害。我們一行五人折向林紫貴公館後，又一同乘原車到長官公署。公署前後門均堆有沙包，衛士們持槍作射擊狀，結束了光復後行政機關不設衛士的時代，從事變日至今日，省府門口都有衛兵，老百姓不能隨便出入。一般人不注意這件小事，作為新聞記者的我，至今印象猶新。
衛士很有禮貌地盤問我們來公署的目的，又注視我西裝左上角佩戴的證章，上海新聞報圓形藍底白字證章自事變後變成我的護身符。後來有幾次在街上碰見一些年輕肇事人遠遠看見我是外省人模樣，用敵視的眼光走近我的身邊，看清我的證章後知道我是上海來的記者，就悄悄走開，敵意也完全消除了。
走進公署大門，迎頭看見中航公司牛天文、新生報沈腔璋及夫胥姚勇來。牛天文大聲呼叫說：「你們好大的膽！」他與沈腔璋對我說，他們從事變時起就逃進長官公署避難，我笑他們膽小如鼠，天文兄哈哈大笑。牛、沈已先後去世，姚勇來尚健在台灣，不知他還記得那一幕否？
我們本來想見陳儀長官，但他不肯接見我們，由葛敬恩秘書長代為接見。林紫貴代表我們發言，陳述我們今天親眼看見的事實，請政府迅速採取有效辦法，安撫民心，恢復常態。他回答說政府正朝這一方向走。葛氏說完，我就乘機問葛，前天衛士開槍，外面傳言很多，真相究竟如何？葛說，那天下午公署前請願人數以萬計，從公署大門到中正路蔣主席像(那時尚未行憲，故不稱蔣總統)一帶擠得人山人海，請願人要求陳長官親自出來接見群眾，陳長官覺得來人太多，他的安全沒有保障，通知請願群眾派若干代表進署面談，群眾不接受。陳儀乃與葛敬恩商量，決定到二樓陽台上與群眾見面，當陳、葛走到陽台，正要與群眾對話，忽然有人用手槍自群眾中向陳射擊，但未命中，樓下警衛聽到槍聲，立即向群眾開槍射擊，一時秩序大亂，群眾才爭先恐後，逃離現場。
事變結束後我問過許多行政長官公署官員，但始終未得正確的答案。陳、葛早已不在人間，當時開槍真相，永遠不會水落石出。我們離開長官公署後，又開車到台灣警備司令部見柯遠芬參謀長，提出相同的建議，他除贊成外，並允許各報發行聯合號外，以安定民心。
三月三日省、縣、市參議員、參政員、國大代表及各界代表在台北市中山堂組織「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長官公署也派了幾位處長參加。當時的財政處長嚴家淦事變發生那天正在台中開會，會場上以台共頭子謝雪紅為首的反政府反外省人活動正在台中市展開，參政員林獻堂見情勢惡劣，偷偷用汽車接嚴處長到他霧峰家中，第二天再用一輛貨車將嚴處長偷偷送回台北市，現在美國的林超賢兄前些時與我通訊還提到這件事。
處理委員會成立後，對省內外在台北市採訪新聞的外勤記者都發給白布製成的臂章一幅，大家均將它綁在左手臂上方，記者的安全，至此多了一層保障。處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係在中山堂中正廳，即後來的立法院會場舉行，開會時秩序非常混亂，台上台下都擠滿了人，講話最多的是蔣渭川與王添灯。蔣渭川為台省宜蘭縣愛國志士蔣渭水的胞弟，渭水在光復前已逝世；蔣渭川於光復後在延平北路開了一家名叫「三民」的書店，也是那一區最大的書店。
處理委員會連日向陳儀提出許多革新建議，陳儀均表示採納，也正式撤銷戒嚴令，全省人民至此在法理上才恢復原有的自由。各縣市也成立了處理委員會，並呼籲本省人不要打外省人，但外省人還是小心翼翼，不敢隨便拋頭露面。
三日下午我騎腳踏車回到幸町，與妻兒團聚，鄰居的本省朋友勸我們暫時遷往安全地帶，我接受了他們的建議，一家四口馬上撤到社會服務處，李經理警告我，最好不住在該處，因該處並不十分安全，無計可施，乃將妻兒送到憲兵團長家，憲兵團長為人正直善良，和我是同鄉，我以前並不認識他，是到台灣後才認識的。
我未得他同意，和他夫人也從未見過面，我一家人突然而至，他情面不能拒絕，但他家室小人多，他們的孩子又在生病，所以妻子兒女只在他家住了一夜，我回社會服務處，四日再將妻兒女送至延平南路一親戚家，那親戚在警備司令部任科長，我個人仍回社會服務處住宿，直到事變完全平息後才搬回幸町寓所。回家第一天，我四歲的兒子問內人：「媽，我現在可以大聲講話嗎？」
四日以後，局勢還是外弛內緊，處委會向陳儀提出三十二條要求，如果全部採納，台灣就要變成一個獨立國家，不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他不能接受，也無權接受，於是局面越變越壞。
自處委會成立後，我與江暮雲每天都到中山堂去採訪，但約定不發新聞，讓報社去採用中央社電訊，等事變結束後再寫一篇有系統的通訊稿。報社打電報問我平安否？我回電只說「平安」，未提其他。因當時郵電都受控制，我們什麼話也不能說。
八日上午一位本省朋友對我說，今晚可能有事，要我特別小心。軍政機關傳出的消息，也是如此。是日下午五時回社會服務處吃晚飯，阿瑞悄悄告訴我，戒嚴解除後住進來的旅客今天都走光了，只剩下你們五個外省人，今晚只有稀飯及兩碟小菜充飢，請你們諒解。我們五人圍坐在樓下餐廳一張圓桌旁吃稀飯，其中兩個是江浙商人，一個是前文提到過的廣東船東，除我外，還有我辦事處僱用的一位福建籍職員。我們心情都很沉重，入夜即各自回房睡覺。為防萬一，我還是和衣而臥。
至十時半左右，忽然聽到緊密的槍聲，根據八年抗戰的經驗，判斷出有步槍、手槍、輕機槍、重機槍的聲音。從槍擊的方向推測，火車站、北門郵電局、長官公署、警備司令部、憲兵團均已發生軍事衝突，而且槍聲在移動，可知是一種對抗的戰鬥。經過八、九天的準備，肇事者在各地搜刮了不少武器，肇事群眾中有不少是百戰身經的自日軍中徵召的軍人，故戰鬥一開始，就相當激烈。我們五個旅客在此種恐怖氣氛中不約而同地各自抱被下樓，齊集李經理臥室中，披被坐在榻榻米上，關掉房間中的電燈，默默無言，有時也交換簡短的耳語。
一小時以後，槍聲停止了，我們總算鬆了一口氣，才各自搬到樓下比較安全的房間裏去睡。妻兒已有安頓，不用為他們耽心，不知不覺才走入夢鄉。
九日凌晨，各處還有零星的槍聲，不久也停止了。早晨起來回到樓上辦事處，倚窗東望，天空藍得像海洋，陽光普照，八天陰雨，加上不停的動亂，使人的情緒低落到了冰點，今重瞻晴天麗日，精神為之一振。忽見街上有一穿長袍的陌生人在街上徐行，這是事變後從未看見的現象。社會服務處會計吳君離家來處上班，他說，國軍第二十一師已於昨晚開到台北，與肇事者發生戰鬥，肇事者有的被繳械投降，有的棄槍逃走。
閩台監察使楊亮功自福建乘船由憲兵一排護送，於八日晚在基隆登陸，改搭大卡車開來台北。楊與一軍官坐在駕駛兵旁，行至八堵公路隧道進口處被埋伏在洞口的武裝小隊槍擊，楊氏與駕駛兵倖免於難，但楊氏身旁的軍官受傷。事變結束後我曾面詢楊氏，他證明確有其事。楊氏為有名的教育家，道德、學問、文章，舉世欽仰，數年前自考試院長職務退休，現在台北，數月前曾來洛市逗留幾天。
街上仍在戒嚴，街口都有新來的士兵站崗，行人稀少，我為了知道外面的實情，穿上最好的一套西裝，打上新領帶，將報社證章佩在西裝左上角，騎新腳踏車在街上慢踩，我如此打扮，是為了安全。我想士兵看見我不會懷疑我是陰謀份子。我在街上碰到的第一個哨兵盤問我出外幹啥？我停車答話，先將證章指給他看，說是新聞記者，出來採訪新聞。他是識字青年，看了證章並聽了我的說明後，讓我通過。我從館前街南駛，經博物館右轉至重慶南路繞現在的總統府慢行一週，在馬路旁邊看見幾具死屍，都是本省籍中青年男子，後來在博愛路即法院後門外也看到幾具，是同樣的情形，當時我心裏很難過，也很哀傷。後來有一本省友人告訴我，八日夜援軍開到與軍事反抗者交戰，肇事者死傷很多，也有無辜的本省人被殺。事變結束後我與一上校級軍官閒談此事。
他說，蔣主席應陳長官之請，派陸軍兩師來台平亂，曾密電陳長官說，台灣好像一個離開中華民族五十年的兒子，現在歸宗只有一年，彼此難免互不了解，務須用和平寬大的辦法解決糾紛。蔣主席愛護台灣同胞經過三十年事實證明，並不虛假，他老人家七、八年前去世時，台灣全省同胞均自動家祭路哭，那時我剛自新聞界退休，尚卜居台北，曾親眼看見這一感人的景象。我們的多年鄰居大部份是本省人，他們無一官半職，他們的哀戚比我們外省人更甚。這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我又質問那位軍官，傷害無辜是我親眼看見的事實，你又作何解釋？他說：「國軍到達時，還有暴民開槍抵抗，軍隊不能不採取戰地措施，士兵發現前面有人，問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對，士兵就要開槍，如果你黑夜出來採訪，答不出或答錯口令，他也會開槍打死你。有的本省青年或中年人不僅不懂國語，士兵不懂閩南語，士兵喊口令，行人聽不懂，還要繼續前行，士兵除開槍外，別無選擇。至上級發現錯誤，立即下令改正。」對於殺害無辜，不管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我從良心上深表反對及遺憾。
十日台北市仍繼續戒嚴，全市都很平靜，沒有聽見一聲槍響。援軍有一部是在高雄登陸，台南市、新竹兩地的秩序由南北分途推進的援軍迅速恢復；只有嘉義、台中兩地的肇事者，實力雄厚，國軍從台北空運兩地，一兩天後也將變亂平定。自十三日起，北市白天解嚴，下午八時以後仍實施宵禁。
台北當時沒有夜市，故對市民日常生活，毫無影響。我將家眷接回家中，兒女照常上學，我白天到社會服務處，晚上回家。我共寫了兩篇通訊稿，一篇刊登於上海新聞報，一篇在廣西桂林中央日報上刊出。這兩篇稿的剪報均已遺失，不過清楚記得，外省人被本省人打死打傷我只一筆帶過，輕描淡寫，如果我寫得太詳細，會引起各省人民對台灣同胞的憎恨，非國家民族之福，我的良心與良知不讓我那樣做。
我本來想回上海一趟，向報社當局面陳詳情，但業務發展得很快，在三個月之中紙張銷路由一百份增加到四百份，我雇用一名職員兩名報差，他們都是生手，不能離開我的監督與指示。報社當局也希望我回去一趟。正在兩難之際，謝爽秋因事自東京回滬，報社就派他來台察看台灣事變後的實情，他於三月二十日抵台。來台宣慰的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也是那天在長官公署禮堂向高級文武官員訓話，我也應邀參加。
白崇禧的侍從參謀張長江，廣東潮州人，畢業於西南聯大，抗戰末期投筆從戎，除精通英文之外，還能說流利的粵語、閩南話及客家話，國語也說得很標準。白部長帶隨行，可以打破語言上的障礙。中華日報盧冠羣社長、林世璋採訪組長都是廣東人，他們與張長江一見如故，張對記者生涯有興趣，盧冠羣得到白部長的同意，就將張長江留下來，立刻脫下軍服，在台北做起記者。
魏道明接替陳儀主持台灣省政後，魏夫人鄭毓秀用英文發表的自傳，就是由張長江譯成中文，在中華日報副刊上連載。張長江現在仍在中華日報南版任副總編輯，似乎尚未退休。這是「二二八事變」時新聞界一段佳話，外界人士大都不知道。又該報採訪副組長錢塘江事變前與一本省籍小學教師林腰小姐戀愛，事變發生後食米及魚肉蔬菜都不易購買，中華日報包括盧冠羣社長在內都有「在陳絕糧」之苦，林腰小姐每隔數日就要自掏腰包採購大量的食米魚肉菜蔬送到中正西路中華日報採訪部，即現在的台北市議會隔壁，促進錢、林之間的戀愛「大躍進」，事變結束後兩人即結成美眷；現在全家都在巴西聖保羅，這一段也值得一提。
謝爽秋到台第一天住在社會服務處樓上辦事處，江暮雲、張任飛、何添福聞訊當晚就來看他，謝於二十一日搬到中正西路勵志社去住，李澤一、葉明勳、盧冠羣、丁文治都去看他，並由葉在勵志社請吃西餐，我亦應邀作陪。丁文治是台中和平日報總編輯（採訪課長），事變結束後，立法院在南京開會檢討責任，鄂籍立委劉文島在院會上砲轟陳儀，要求政府撤職查辦陳儀，取消長官公署，成立台灣省政府。不久，國府發布命令，正式成立台灣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主席。當劉文島砲轟陳儀的稿件由中央社發布以後，台灣各報投鼠忌器，都未採用；只有丁文治係初生之犢不畏虎，將全文刊登了出來，陳儀見報大怒，下令拘捕丁文治，封閉報館。在事變前，新聞界對陳本有好感，但自此事發生後，大家對他的反感很深，我個人就是如此。
還有一件當時外間人很少知道的秘密，就是謝爽秋抵台的第二天即被陳儀下令逮捕，進了監獄。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二十一日下午九時，兩名憲兵走進勵志社謝爽秋所住的客房，劈頭問謝：「你從什麼地方來的？」謝答：「上海」。憲兵又問：「你來幹啥？」謝答：「我是新聞報駐日特派員，剛因事回上海，報社就派我來台灣採訪新聞」。憲兵追問謝有無通行證，謝將所有證件都拿出來給他們看。憲兵說謝無通行證及新聞採訪證，請他的上司來和謝講話。憲兵出門去，引進一位手握手槍的上司走了進來，用槍對準謝的胸膛，厲聲喝道：「不準動，馬上跟我們到局裏去！」憲兵兩人馬上動手將謝雙手紐縛，並用黑布蒙住謝的雙眼，押上門外的一輛大汽車。命令謝坐在車板上，一枝手槍對準謝的太陽穴，沉重地對謝說：「你一動，我就開槍。」在行駛途中，街上戒嚴士兵不斷問口令，車上的軍官逐一回答。
汽車停在謝不能看見的建築物門前，憲兵扶謝下車，走進房間，命謝站住，從他們談話中才知道他們在登記謝行李中的物品，他們發現謝的行李中裝著許多貴重藥品，一大條美國香煙，牙膏、香水，都是英國貨。有人說：「看不出這個傢伙完全是美式裝備。」另一個說：「這個傢伙好貴族化喲！」謝說：「我長駐東京，東京的美國貨又多又便宜。」點收行李的人喊：「金項鍊一條。」謝開玩笑似地用四川話插嘴道：「不是金的，是銅的！」那人反唇相譏說：「金的就說是金的，沒人要你的！」謝答道：「你說是金的，就當它是金的吧！」因謝雙眼仍被布蒙著，看守人摸索似地帶他進牢房，由於觸覺與聽覺，推測牢中關了不少難友。謝對看守說：「我怕冷，請你弄床棉被給我蓋。」那人說：「軍毯怎麼樣？」謝說：「我的身體不好，一定要棉被才能禦寒。」過了一會，那人真的拿來一床摸著沒有裏子與面子的棉絮，算是對謝的特別優待。
小便時，看守帶他走到便桶旁邊。謝說：「我的雙手被你們捆綁了起來，勞駕請你替我脫褲子。」看守人遲疑了一下，最後還是由看守人替謝解開繩索，讓謝自己解褲子上的鈕扣小便。小便解完，謝請求看守不要再捆綁雙手，看守也默認了。最後謝說：「我對你們有兩個要求：第一，我既被捕，請你們打一封電報到上海新聞報說我被捕。第二，我要求你們告訴我被捕的原因。」看守很不耐煩的答覆說：「一切等到明天再說。」謝知道多說無用，即蒙頭大睡了一夜。
第二天有人叫謝出房受審，他隨看守摸到另一房間，有一人令他坐下，問過謝的姓名、年齡、職業後就追問他與大明報的關係，謝即從頭至尾，詳細敘述說：「我於年前接收時來台，當時代表申報，後來進上海新聞報工作。我來台後認識林子畏，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林子畏創辦大明報，央求我幫忙，不好意思拒絕。大明報創刊時，我負實際的責任。一個月後，因報社人事管理不當，我心裏不痛快，就脫離該報，後來我離台回滬轉往東京，該報以後的新聞與言論，自然不能要我負責。」以後他又詢問謝與陳誠的關係，謝亦據實以告。
審訊完畢，審訊人當面囑咐看守，特別優待謝先生；看守奉命出外買摩立斯牌外國香煙給謝抽。專賣局為了緝查那類外國香煙才闖下一場滔天大禍，對事變為一大諷刺。
過了兩天，原來審問謝的那人又將謝帶進審問室，不過謝的眼睛仍被布蒙著，不知那人是誰。那人對謝說：「這次由於誤會，使你受了委屈，但請你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嚴守秘密，不要向外洩露你受委屈的秘密。」說到這裡，那人與謝握手，並友善地說：「你馬上就可以出去。」謝爽秋的確遵守了他的諾言，回滬後一字未寫，故關於「二二八事變」，新聞報只登過我那篇通訊稿。現在時隔三十五年，一切事過境遷，我可以將那次秘密和盤托出，對國家民族也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讀者看到此處，一定對我發生懷疑，難道我那時有錄音機將那些細節全都錄了音不成？不是的。原來謝出獄後就回辦事處和我促膝夜談，謝聰明絕頂，能說會道，他看見我如見親人，就將被捕、受審及釋放經過，毫無保留地全部告訴我，等他回勵志社後我將一切記寫進三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裏，注意日記對研究歷史的重要。至三十八年五月，上海落入共軍之手，我六月進台北中央日報，馬星野先生強迫我們寫日記，馬先生離社後我們都停止寫日記。那些採訪日記，我以後都未保留，如今回想起來，還感到可惜。「二二八事變」時寫的日記，是內人前年自台灣清理我的書籍文稿時才發現，並帶來美國，才使我這篇文章不致言之無物。
我現在又要話說回頭，二十一日上午，李澤一在新中華訂了一桌酒席，時間是二十二日上午，為謝爽秋洗塵。李澤一是日本通，抗戰勝利後來台，為陳儀智囊團中重要之一員，他與謝爽秋私交甚篤。陪客有葉明勳、盧冠羣、林紫貴、江暮雲、余徽之、張任飛、張兆麟、何添福及我共九人，盧於當日乘中航客機飛轉京向中宣部述職，故未參加。二十二日早晨大家已知悉謝爽秋已喪失自由，但李澤一酒席已定，陪客已請，除主客缺席外，主人還是強顏歡笑，陪客吃了一頓內心最不愉快的午餐。在營救謝爽秋過程中，李、葉出力最多。因為他們兩人與陳儀比較接近，說話影響力較大。陳儀下令釋放謝，與李、葉說項有關。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時長官公署招待我們到中南部參觀，團員有申報江暮雲、大公報呂德潤、重慶和平日報(抗戰勝利後不久，掃蕩報改名為和平日報)徐泛滄及我，由新聞室專員孫樹聲陪同乘上午八時三十分快車赴高雄，後經台南、嘉義、台中、新竹返回台北。每到一地，均拜訪當地各界首長及民間領袖，了解事變經過及善後情形。
我們在高雄訪問市長黃仲圖、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參謀長王潔及本省外省各界領袖。當時得到的綜合印象如下：
「二二八事變」發生後，由於聽到台灣電台廣播，高雄學生、退伍軍人及政治野心家就組織了起來，由高雄市府小公務員徐光明領導，繳警察槍械，搶劫軍火庫；毆打外省人的傳染病也馬上蔓延到高雄。肇事者們擁有手槍、步槍及機關槍，先佔領市政府，將所有的外省人一起押解到火車站附近的一所學校教室裏，作為人質，接著向彭孟緝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彭孟緝交出要塞，繳械投降。陳儀這時也密電全省軍事首長，禁止他們與擁有武裝的肇事者作軍事衝突。彭推測陳長官的命令，乃出於環境的脅迫。
古語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當時高雄、鳳山、屏東一帶日軍移交的軍火庫共存武器，可以裝備二十個師，如被暴民佔領，全省就要大亂，故拒絕投降。代表五人進入要塞後，彭孟緝立即扣留徐光明等三人，釋放黃仲圖等二代表，並立即出動要塞僅有的數百官兵，先解決佔領市府之暴徒，再開到火車站附近那一學校營救外省人。肇事群眾將各外省人推到各窗口，如國軍推進，外省人先死，故國軍投鼠忌器，不敢開槍，後來軍隊採取圍困政策，同時實施心戰才瓦解武裝肇事者。後來我們訪問多名關在學校的外省人，他們說當時的情形確實如此。
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彭孟緝近年被主張獨立運動的學人及留學生視為不共戴天的仇人，我個人猜想，與此事有關。彭當時如將徐光明等三人拘禁，事後移送法院依法辦理，不是很好嗎？當然還是我事後的先見之明，不能糾正三十五年前造成的錯誤。
事變結束後，長官公署正式公布的傷亡統計是公教人員死三十三人，受傷者八百六十六人，失蹤者七人，對本省外省民眾及肇事者的傷亡無統計數字，近年來親共及反國府報刊則說死傷兩萬人。我個人憑當時情形估計，可能在兩千至三千人左右。總之，這是一件令人非常悲傷的事，當時的政府與人民都要負責。陳儀負的責任更大，如果二十七日晚或二十八日早晨採取有效的撫慰措施，以疏導憤怒的人心，或可將一場滔天大禍消弭於無形。如在廿八日下午三時陳儀具有吳鳳那種大無畏及犧牲精神，不顧留下的警衛阻攔，個人走進請願群眾中間深表歉意及保證嚴辦兇手，也許可以平息眾怒，不比投共不成反遭槍決要光明磊落得多嗎？
關於前文提到的陳儀最後一次招待記者，在此還要作一補充，時間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地點在台北賓館。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葉明勳、北市中外記者長鄭文蔚及京滬與本地記者共三十餘人都出席。矮胖白淨的陳儀出來後對大家說，今天沒有話發表，如果各位有話要問，他可以回答。
第一個提出問題的是葉明勳，他問陳長官治台一年半有什麼感想。陳儀回答說：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是大多數老百姓不管事，如果執行人所施行的政策與士大夫階級的利益發生衝突，他們就會起來反對他，破壞他的一切設施，台灣的情形也是如此。他說他假如不走，今年準備解決由各地回台的從日軍中退伍的三十萬壯丁的失業問題，利用這批人力來興建水利工程，增加農業生產。其次是提高義務教育的年限，將六年改為九年。（陳儀後一理想在張曉峰其後任教育部長時開始成為事實，也是國府在台三十多年來最大的成就之一。）我不能以人廢言，故亦記出。他話講完了，由葉明勳代表大家致辭道謝。他不久離台赴京，出任浙江省主席。
每年二二八，中共要在北京集會紀念，說「二二八事變」是中共領導的，這與毛澤東說八年抗戰是他領導的一樣荒繆可笑，不錯，肇事群眾中有極少數共黨份子如謝雪紅之流，但所佔比例卻小的微不足道。
中共又不斷攻擊到台接收的公教人員，說他們都是貪污無能份子。接收人員中確有極少數害群之馬，但大多數人的品格能力都屬上乘，尤其是來台接收的高中設工礦技術人員，都是全國的精英，台灣今天的經濟繁榮，教育發達，除靠全省同胞的共同努力以外，這些人也有很大的貢獻，功不可沒。而中共各級幹部的貪污、腐敗與無能超過國府百倍，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至於省籍界限，現已完全打破，以我個人而論，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我的三個孩子，其中兩個來台時很小，對大陸毫無印象，也未再去過大陸，老三是「貨真價實」的台灣土產，他們的好同學好朋友大部份是台灣人，我在台北的鄰居大都是台灣人，他們和我們親如手足，患難相助，疾病相扶持，我們親戚中的第二代，有的嫁給台灣男子，有的娶台灣媳婦。我的好友中有很多是本省人。
對於陳文成案，我也覺得國府應負道義上的責任。我在台三十多年來未擔任過一官半職，只是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並具人道思想的新聞記者，我反對霸道統治，也反對暴力和流血。我現在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人，不受任何力量的支配與影響，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在還原歷史的真面目，為後代子孫留一頁最真實的史料。任何人如對我有毀譽，我都付之一笑。我更讚揚美國，只有美國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不折不扣的言論自由。
最後我要分析事變的原因，以結束本文。
關於「二二八事變」的原因，據我個人事後分析，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一）台灣被日人統治五十年，與祖國分離太久，對祖國的國情，一無所知。光復之初，台灣省民對祖國希望太大，以為從戰敗國(日本)國民一變而為四強(四強之一的中華民國)國民，馬上可以過幸福的生活。不久卻發現祖國原來是一個貧窮、落後而又分裂的國家，政府無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故感到異常失望。
（二）駐軍全部調走，全省防務空虛，少數野心狂野者煽動暴亂，政府無力控制。
（三）陳儀估計錯誤，警覺心不夠，他做夢也未想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四）對三十萬海外回省服過日本兵役的年輕人沒有照顧，使他們失業失學，心懷怨恨。
（五）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流氓問題，野心家利用他們興風作浪。日據時代警察極具權威，他們握有生殺予奪大權，光復後警察的權威，一落千丈，致肇事時警察無力阻止。
（六）各級行政機關各自為政，行政效率太低，發生突變，都隔岸觀火，沒有人敢挺身而出，作劍及履及的處理。
（七）極少數接收人員能力低劣，態度傲慢，營私舞弊，喪失民心。
（八）沒有大量重用台省土生土長的優秀公教人員。
（加州論壇）
附錄：參考文獻與核心檔案來源清單
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線上檢索出處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AA）」王康撰《二二八事變親歷記》單筆檔案系統詳細出處（系統識別號：MDAwMDM4OTQyOQ==）：
https://aa.archives.gov.tw/ELK/SearchDetailed?SystemID=MDAwMDM4OTQy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