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重現被掩蓋的海上吉普賽人
被遺忘的水域主人
馬賽人（Basay）在台灣歷史中是一支極具特色的群體 。不同於大多數被視為「定住農耕者」的平埔族群，馬賽人自 16 世紀以前便活躍於北台灣水域 。他們居住在耕作不易的濱海地帶，卻憑藉著卓越的操舟技術、語言天賦與敏銳的商業意識，在三芝、雞籠到三貂角之間，編織出一張連結海外商人與內陸部落的貿易網絡 。
跨族群的商業媒介
隨著 17 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降臨，馬賽人的命運迎來劇烈轉折 。他們不再只是地理邊緣的居民，而是化身為西班牙人、荷蘭人與唐人爭相合作的嚮導與買辦 。西班牙傳教士 Esquivel 曾生動地將他們形容為「吉普賽人」，不事農耕卻是農耕部落的「腳與手」，負責分發海外物資並集中在地資源，成為掌握貿易先機的中心勢力 。
歷史洪流中的興衰路徑
然而，馬賽人的「商業性格」並非族群本質，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被形塑出來的特質 。這段傳奇經歷了「邊緣—中心—邊緣」的起伏路徑 。到了 18 世紀，隨著清朝官方勢力介入與唐人直接競爭，原有的水域交換體系崩解，馬賽人再度退回歷史的邊緣，留下「番最苦」的落寞身影 。透過對這「十大架構」的梳理，我們將重拾這段充滿生命力與變化的水域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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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族群的學術定位與界定
從廣義分類到專項識別的歷史演進
馬賽人（Basay）在台灣原住民研究史上的定位，經歷了從模糊到清晰、從附庸到獨立的漫長過程 。這項學術界定的演進，不僅是分類學上的更迭，更反映了歷史學與人類學對於「水域文化」重視程度的轉變。在 19 世紀末的 1898 年，日本學者伊能嘉矩進行全台原住民調查時，初步提出了「凱達格蘭族」（Ketagalan）的概念 。當時的分類邏輯較為宏觀，將分布於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園縣一帶的平埔族群通稱為凱達格蘭族，而將宜蘭縣一帶定義為噶瑪蘭族 。這種早期的「大分類法」，雖然建立了初步的研究框架，卻也掩蓋了馬賽人在語言與社會結構上的獨特性。
語言學的突破：馬賽語的獨立身分
進入 1930 年代，隨著台北帝國大學學術能量的投入，馬賽人的獨特地位開始浮出水面。當時的學者如小川尚義、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及淺井惠倫等人，針對北台灣平埔族群的傳說與語言資料進行了大規模採集 。他們在研究中驚覺，這群分布於北海岸的住民，其使用的語言與傳說體系，與內陸農耕部落有著顯著差異。透過精密比對，學者們正式從廣義的凱達格蘭語中分出「馬賽語」（Basay），這在學術史上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這意味著馬賽人不再僅是凱達格蘭族的一個地理分支，而是一個擁有獨立溝通工具、能夠建立自身文化邊界的實體 。
當代研究的深化：三分法的確立
到了 1990 年代，詹素娟教授與考古學者劉益昌在《大台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中，將馬賽人的研究推向了層次化的新高度 。詹教授透過對西班牙、荷蘭文獻與語言資料的深度解讀，提出北部原住民（即廣義的凱達格蘭族）應細分為：馬賽、雷朗（Luilang）、龜崙（Kulon）三類 。在這種精細的分類下，馬賽人被賦予了鮮明的特質：他們是北海岸的主人，是具備高度移動性與商業意識的群體 。這種定位將馬賽人與從事內陸農耕的雷朗人區隔開來，確立了他們作為「海洋與水域中介者」的學術形象。
跨領域的對話與認同
馬賽人的族群界定不僅止於語言學，更延伸至考古與歷史文獻的對話。陳宗仁教授指出，在西班牙傳教士 Esquivel 的報告中，對馬賽人的描述與當代學者的劃分驚人地一致 。Esquivel 觀察到 Quimaurri 人（馬賽人的分支）與 Taparri 人雖然居住地分開，卻擁有相同的習俗、符號與語言，且與周邊的老實農夫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這種從 17 世紀文獻到 21 世紀研究的跨時空呼應，鞏固了馬賽人作為一個具備強烈自我意識與文化共性的族群地位 。馬賽人的命名與界定，實際上是學界在尋找一段被農耕敘事掩蓋的「海上貿易史」。
【小結】
從伊能嘉矩的大一統分類，到 1930 年代語言學的精確解構，再到詹素娟教授當代的層次化定義，馬賽人的學術定位已從一個地理名詞演變為一個象徵「商業水域性格」的族群符號 。這種明確的定位，是我們後續探討其商業興衰最紮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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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理空間與移動路徑
核心地帶：北海岸的門戶三大社群
馬賽人（Basay）的生存空間與台灣北端的海岸線高度重合，其核心分布區域主要集中在三芝以東至三貂角（Cabo Santiago）之間的狹長濱海地帶。根據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這群水域民族主要由三大社群組成：首先是「金包里社群」，他們盤踞在今金山平原，掌控著通往基隆與三芝的門戶；其次是「大雞籠社群」，以今日的基隆港為中心，向東延伸至瑞芳、深澳一帶，這裡不僅是天然良港，更是後來西班牙人與荷蘭人登陸的重要節點；最後則是位於台灣東北角的「三貂社群」，守候在雙溪出海口，是南下宜蘭平原的必經轉運站。這三大社群猶如三顆珍珠，鑲嵌在北台灣的海岸線上，構成了馬賽人最穩固的領地。
移動視野：向南延伸的海洋假說
然而，若僅將馬賽人視為北海岸的住民，便會忽略了他們卓越的移動性。在當代學者的研究中，特別是透過語言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文獻的交叉比對，發現馬賽人的影響力遠超乎傳統想像。康培德與詹素娟等學者提出了一個大膽且具說服力的假說：馬賽人的分布範圍可能向南延伸至蘭陽平原海岸的「哆囉美遠」（Talebeouan）社，甚至在十八世紀前，足跡已達花蓮立霧溪口的「哆囉滿」（Taroboan）社。這些據點並非孤立，而是一個由馬賽語系與海洋技術串聯起來的帶狀網路。對馬賽人而言，陸地的崎嶇並非障礙，因為他們主要的移動介面是廣袤的大海，這使得他們能跨越地形限制，在台灣東北部水域自由穿梭。
空間戰略：緊貼水域的定居邏輯
馬賽人的空間分布呈現出一種非常獨特的「線狀」模式，這與從事農耕、向內陸緩衝區擴張的族群截然不同。他們的聚落幾乎全部緊鄰海岸線或河流入海口，這種定居邏輯反映了其高度的戰略眼光。這種分布方式讓他們能夠隨時出海，快速連結淡水河口、雞籠港與宜蘭平原。對於馬賽人來說，背後的山巒是天然的屏障，前方的海洋則是通往財富與資源的高速公路。他們不追求廣闊的耕地，而是追求對「水體」的絕對掌控權，這使他們在面對後來的大航海殖民勢力時，具備了無可取代的嚮導價值與地理優勢。
歷史空間的縮影與變遷
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看，馬賽人的領地實際上是台灣早期與世界接軌的最前線。他們所在的金包里、大雞籠與三貂，不僅是採集硫磺、鹿皮的中心，更是外來商船避風與補給的首選。然而，這種高度依賴水域的空間配置，也預示了他們未來的命運：一旦外來勢力繞過中介，直接進入內陸或掌控港口，馬賽人的地理優勢便會迅速崩潰。在十六、十七世紀時，他們是北台灣空間網絡的編織者，但到了十八世紀，隨著清朝官方力量與唐人勢力的強勢進駐，這條由馬賽人主導的海洋走廊，最終被迫分割並淡出歷史舞台。
【小結】
馬賽人的地理空間並非封閉的領土，而是一個以「水域」為核心的開放網絡。從北海岸三大社群到延伸至花蓮的海洋假說，這種極具擴張性與靈活性的空間路徑，正是他們發展商業性格的天然物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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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anasai 祖源傳說
跨族群的文化密碼：傳說的採集與分布
Sanasai 傳說（又稱桑納賽傳說）是台灣原住民研究中最神祕且具象徵意義的故事之一。這項傳說並非單一部落的私產，而是流傳於北台灣、東北部及東部海岸原住民間的共同記憶。從 1895 年到 1935 年間，日本學者如伊能嘉矩、小川尚義等人在進行田調時，於淡水河流域、基隆、宜蘭平原甚至遠至花東海岸，都採集到了相似的敘事。受訪者涵蓋了馬賽人、噶瑪蘭族與部分的阿美族，這顯示 Sanasai 傳說是一個廣大水域文化圈的「認同基石」，它定義了這些族群在地理與心理上的親緣關係。
海洋遷徙的原型：移動與定居的史詩
傳說的原型通常描述一段波瀾壯闊的航海史：昔日有一群人因為原鄉（南方島嶼）生存不易，或者遭遇天災，決定集結離開。他們向北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發現了一個名為 Sanasai 的小島（後世研究多認為可能指今日的綠島或小琉球，但在傳說中更具中繼站的象徵意義）。祖先們在此休養生息、繁衍後代，隨後再次啟程向北，從台灣東海岸的不同點登陸。這段傳說的核心在於「由南向北」的海洋動態，描述了族群如何沿著海岸線尋找長久居停之所，並最終在北台灣落腳的過程。
歷史證據的解碼：由南而北的海洋路徑
在詹素娟教授的研究中，Sanasai 傳說被視為解開馬賽人身分之謎的關鍵鎖鑰。這項傳說勾勒出的地理軌跡，與馬賽人在北海岸展現出的海洋性格完美契合。它清晰地指出，台灣東北部的人群中，起碼有一支是由南方海洋遷入，經過島嶼中繼後才遷往北邊。這種「海洋移入」的敘事，與內陸部落多半強調「高山起源」形成鮮明對比。對於馬賽人而言，這段傳說不僅解釋了祖先的由來，更在心理上合理化了他們對於水域的掌控權，以及他們在台灣東海岸與北海岸之間頻繁往來的合理性。
傳說與商業性格的深層連結
Sanasai 傳說背後隱含的是一種「不與山林爭地、與海洋共生」的生存哲學。因為是透過航海抵達，這群人對於水路、風向與地理座標有著與生俱來的敏感度。這種敏感度在日後轉化為商業競爭優勢：他們比其他族群更了解如何跨越海域與其他村落交易。傳說中提到的移動性，在進入大航海時代後，無縫接軌地轉化成了貿易的能量。因此，Sanasai 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它更是馬賽人「商業水域性格」的文化源頭，界定了他們在台灣史中作為「海洋開拓者」的基調。
【小結】
Sanasai 傳說不僅是一段神話，更是馬賽人遷徙史的口述檔案。它建立了族群的海洋基因，並合理解釋了這群人為何在北台灣的海岸線上，能展現出如魚得水且異於常人的移動與交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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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農耕的生計特質
環境制約下的生存選擇
在傳統的台灣原住民敘事中，農耕與狩獵通常是族群生存的基石。然而，馬賽人（Basay）所棲息的地理環境，卻打破了這種典型的定居農耕模式。馬賽人分布的北海岸地帶，多為礁岩海岸或狹窄的濱海平原，不僅缺乏大面積的肥沃耕地，更常年受到強勁東北季風與鹹水煙（鹽霧）的侵襲，環境極度不利於稻作或旱作。這種天然資源的侷限，迫使馬賽人必須在土地之外，另闢生存的路徑。他們並非「不想」耕田，而是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制約了農耕的發展，進而催生出一種高度依賴技術與交換的生存策略。
多元技藝的專業化發展
既然無法在大地上播種，馬賽人便將才智轉向了工藝與技術。根據西班牙傳教士與後來荷蘭人的觀察，馬賽人展現了驚人的「手工藝專業化」特徵。他們是傑出的漁夫，掌握著精湛的捕魚與製鹽技術；他們是工匠，能製造出航行於波濤中的堅固舟楫，並精於造箭、製刀與編織。甚至在建築領域，他們也展現了跨部落的競爭力。馬賽人不僅生產商品，更輸出「勞務」。這種以技術取代勞力的生存方式，讓他們在當時的部落社會中，像是一群擁有專業技術的「工匠階級」，在物質生產上具備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擺脫土地束縛的流動性
由於生計不完全依賴土地，馬賽人獲得了一種其他農耕社群所欠缺的特權——「流動性」。農耕民族的生命週期被作物生長鎖死在特定區域，但馬賽人的生計卻是隨波而動。當工藝品生產完成，或者魚季結束，他們便帶著這些成品，利用發達的航海技術，沿著水路前往各個部落進行交易。這種「非定住式」的性格，讓他們不必被一塊狹小的耕地束縛，而是將整個北台灣水域視為他們的工廠與市場。這種生計特質的轉變，是馬賽人後來能迅速與大航海時代商業網絡接軌的關鍵前提。
生計型態的歷史獨特性
陳宗仁教授在研究中強調，馬賽人的這種生計型態在十七世紀的台灣是極為罕見的。他們的存在挑戰了當時殖民者對「土著」的刻板印象。西班牙傳教士 Esquivel 曾驚訝地發現，這群人並不勤於耕作，卻生活得比周邊的農耕民族更為靈活。這種「非農耕」的特質，實際上是馬賽人對北海岸惡劣自然環境的一種高級進化。他們用大腦與雙手，換取了土地無法給予他們的自由與財富。這種以技藝換取生存的模式，正是後來馬賽人「商業性格」最底層的邏輯支撐。
【小結】
環境的匱乏促成了技藝的精進。馬賽人因無法在大地上耕耘，轉而在海洋與工藝中尋求生機。這種「技術導向」而非「土地導向」的生計型態，賦予了他們強大的流動性，為他們跨入商業領域預留了完美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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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農耕社群的「腳與手」
族群間的職能分工與互補
在十七世紀的北台灣與東北角，族群間存在著一種微妙且緊密的生產分工。與馬賽人比鄰而居的噶瑪蘭人（Kavalan），擁有廣闊平坦的蘭陽平原，是當時最主要的稻米生產者。相對於此，居住在貧瘠海岸的馬賽人，則發展出高度專業的工藝與服務技能。西班牙傳教士 Esquivel 在報告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紀錄，他將馬賽人形容為農耕部落的「腳與手」。這不僅是一個生動的比喻，更精確地描述了馬賽人在水域社會中的功能定位：他們承擔了那些農耕民族無法或不願從事的繁重勞務與精密工藝。
以技藝與勞務換取生存資糧
這種「腳與手」的關係，具體表現在物質的交換上。馬賽人利用他們精湛的造箭技術、製刀工藝、捕魚收穫以及鹽巴生產，甚至包括為他人建造房舍、編織衣物等勞務，向噶瑪蘭人換取日常所需的米糧與酒水。在淇武蘭遺址的考古發現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非當地生產的物資，這證實了這種交換體系的規模。馬賽人並不直接參與大規模的開墾，而是透過輸出「高附加價值」的商品與技術，讓自己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這種關係讓馬賽人成為了部落間的「專業技術員」，而農耕部落則成了他們的「糧倉」。
高流動性的「移動型服務業」
因為扮演著「腳與手」的角色，馬賽人必須具備高度的移動性。他們不會坐等顧客上門，而是主動駕著小舟，載著成品與工具，巡迴於各個河流入海口與部落之間。這種行為模式與傳統農耕民族「安土重遷」的習性背道而馳，卻與現代服務業的概念驚人地相似。他們在各村社間往來，不僅提供商品，也傳遞訊息與技術，成為了當時部落網絡中的流動節點。這種「以動制靜」的生存策略，讓他們在資源匱乏的北海岸，活出了比農耕民族更具韌性的生命形態。
不對等交換背後的商業萌芽
雖然看似是辛苦的勞務輸出，但在這種「不對等交換」的背後，其實隱藏著馬賽人敏銳的商業萌芽。他們在交換過程中，逐漸掌握了不同部落間的物資餘裕與需求缺口，學會了如何計算價值、如何議價、以及如何利用技術壟斷來維持交換優勢。這種長年累月與農耕社群打交道的經驗，將馬賽人從單純的工匠磨練成了精明的交易者。當大航海時代的外來貿易者帶著更多異國貨物到來時，這群早已習慣在族群間穿梭的「腳與手」，便能迅速進化成掌控全局的「買辦與中介」。
【小結】
馬賽人透過扮演農耕社群的「腳與手」，成功將環境的弱勢轉化為技術與移動的優勢。這種建立在「工藝勞務換取米糧」之上的社會關係，不僅支撐了他們的生計，更在無形中培育了他們在未來大時代中，足以與外來強權周旋的商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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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獨特的「商業性格」
海上的吉普賽人：外來者的第一手觀察
在十七世紀進入台灣的西方人眼中，馬賽人（Basay）展現了與其他原住民族截然不同的社會行為。西班牙傳教士 Esquivel 在其詳盡的報告中，對大雞籠與金包里的住民留下了鮮明的觀點。他將這群人比擬為「吉普賽人」或「唐人」，這是一個極其特殊的評價。在當時的歐洲語境中，吉普賽人象徵著「不事農耕、四處流浪、靠技藝與交易維生」，而唐人（華商）則代表了「唯利是圖、善於計算、長於貿易」。這兩個比喻共同指向了馬賽人最核心的社會本質：他們是一個徹底脫離土地束縛，轉向商業活動的水域民族。
語言天賦與跨族群的溝通力
馬賽人的商業成功，很大程度歸功於他們卓越的語言能力與溝通技巧。作為水域貿易的中介者，馬賽人必須與性格迥異的群體交手：包括務農的老實噶瑪蘭人、尋找礦產的西班牙人、追求鹿皮與利潤的荷蘭人，以及早已在沿海經商的華人。Esquivel 指出，馬賽人不僅聰明，更具備一種「跨族群的說服力」。他們能夠遊走於各方勢力之間，將複雜的物資需求轉化為可執行的交易協定。這種語言天賦並非偶然，而是長期在不對等環境下進行「技術換米糧」所磨練出的生存本領。
貿易壟斷與價值的操盤者
馬賽人的商業性格不僅體現在「買賣」本身，更體現在對「貿易節點」的壟斷。他們深知自己掌握著當時最關鍵的兩大資源：航海技術與地理情報。當西班牙人想要進入內陸尋找硫磺，或荷蘭人想要獲取鹿皮時，馬賽人往往扮演「嚮導」兼「買辦」。他們在交易中展現出強大的議價能力，甚至在某些時空下，能主導外來物資進入台灣內陸的分配權。這種「壟斷中介」的角色，讓他們不僅是體力上的「腳與手」，更是經濟上的「大腦」。
歷史形塑的性格而非天賦本質
陳宗仁教授特別強調，馬賽人的這種商業性格並非「族群天性」，而是在特定的歷史與地理環境中「被建構」出來的。因為居住地無法種植糧食，他們被迫精進工藝；因為工藝品需要銷售，他們被迫學習航海與溝通；因為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他們被推向了與世界接軌的第一線。這是一套由生存壓力轉化為競爭優勢的過程。馬賽人的故事告訴我們，所謂的「商業民族」往往是環境磨練後的產物，他們在權力與資源的夾縫中，發展出了一套精準的生存獲利模型。
【小結】
馬賽人的「商業性格」是他們與世界對話的語言。從傳教士眼中的海上吉普賽人，到實際掌控貿易流向的中介者，這群人展現了台灣早期住民中極為罕見的「資本意識」。這種性格讓他們在十七世紀成為北台灣水域的真正主角，卻也決定了他們在後來體制變革中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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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航海時代的中介角色
物資的分發者與集中者
在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貿易版圖中，馬賽人（Basay）扮演了極其關鍵的「雙向中介」角色。這可以從兩個維度來觀察：首先是「分發者」，他們將外來的稀有物資，如陶瓷、瑪瑙珠、玻璃飾品、鐵器以及布料，從基隆與淡水等港口引進，再運往內陸或其他原住民部落；其次是「集中者」，他們協助外來商人收集台灣本土的戰略物資，包括鹿皮、鹿脯、籐條，以及當時極為珍貴的硫磺。這種雙向的流動，讓馬賽人成為了北台灣貿易鏈條上的核心活栓，沒有他們的參與，外來者幾乎無法有效進入台灣的內部市場。
殖民強權的嚮導與語言官
當西班牙人與荷蘭人相繼抵達北台灣時，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全然陌生的地理與文化環境。此時，馬賽人卓越的航海技術與跨族群溝通力，使他們成為殖民者爭相延攬的對象。西班牙傳教士 Esquivel 的筆記中透露，馬賽人不僅是地理上的「嚮導」，帶領西方人深入尋找硫磺礦穴，更是外交上的「語言官」。他們能與周邊社群周旋，平息可能的衝突，或撮合有利的交易。這種角色讓馬賽人在大航海時代初期，不僅擁有經濟上的分紅，更獲得了政治上的影響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干預了殖民者的決策。
貿易網絡的彈性與適應
馬賽人最驚人的特質在於其對不同外來勢力的「彈性適應」。當西班牙人在基隆築城時，馬賽人與其合作；當荷蘭勢力北上取代西班牙後，馬賽人也能迅速轉身，繼續在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體系下扮演採購代理的角色。他們並不效忠於特定的外部強權，而是忠於「貿易」本身。這種務實的性格，讓他們在列強交鋒的混亂局勢中，依然能維持族群的生存空間與獲利能力。這種「中介性」是馬賽人在十七世紀能成為北台灣水域主角的最強武裝。
從邊緣到中心的地位翻轉
陳宗仁教授指出，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讓馬賽人的地位經歷了一次空前的翻轉。在純粹的部落社會中，馬賽人可能因缺乏農地而處於經濟邊緣；但在國際貿易的脈絡下，他們對水域的熟悉與溝通能力，反倒讓他們躍升為「中心」。他們掌握了「外來物資」進入台灣的總閘門，這種地位讓原本強大的農耕部落（如噶瑪蘭人）也不得不在貿易事務上仰賴馬賽人。這一段歷史，正是馬賽人族群尊榮感的巔峰期，也是他們將「水域性格」發揮到極致的黃金時代。
【小結】
馬賽人透過扮演「分發」與「集中」的中介者，成功地將自己編織進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網中。他們不僅是外來者的眼與耳，更是台灣本土物產與世界商品交換的手與腳。這種不可替代的中介身分，定義了他們在大航海時代的輝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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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考古實證：淇武蘭遺址
蘭陽平原上的異地珍寶
馬賽人（Basay）的貿易傳奇，不僅存在於西方傳教士的紙本紀錄中，更深刻地刻劃在宜蘭礁溪的「淇武蘭遺址」裡。淇武蘭是噶瑪蘭人（Kavalan）的大型聚落遺址，但令人驚訝的是，考古學家在此挖掘出了大量「非本地生產」的珍貴物資。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文化層中，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瑪瑙珠、玻璃珠、中國銅錢以及精美的漢式陶瓷與鐵器。這些原本應該出現在港口或通商口岸的異國貨物，卻大量聚集在這個內陸的農耕村社。這層土壤下的發現，無疑證實了當時存在一個極其穩定且規模龐大的外來物資流入管道。
馬賽人：唯一的「專業搬運工」
問題在於，這些漂洋過海而來的奢侈品與金屬工具，是如何穿過崇山峻嶺與波濤洶湧的海岸，抵達噶瑪蘭人的部落？考古學者劉益昌與歷史學者陳宗仁共同指出，答案正是馬賽人。由於當時漢商與歐洲商船多停靠在基隆（雞籠）與淡水，而宜蘭海岸缺乏大型深水港，且地理位置相對封閉，因此馬賽人利用他們精湛的造船技術與對水域的熟悉，扮演了「轉運商」的角色。他們從北海岸換取這些外來貨物，再沿著海岸線南下，進入蘭陽溪與冬山河流域，將貨物轉販給對鐵器與飾品有高度需求的農耕部落。
貿易網絡的物化證據
淇武蘭遺址的出土物，實際上是馬賽人「商業性格」的物化體現。馬賽人將貿易視為生存命脈，他們將從外國人手中換得的「戰略物資」（如鐵器）與「奢侈品」（如珠飾），轉化為與農耕社群交換米糧的籌碼。這種交換體系在遺址中表現得極為清晰：越是馬賽人活動頻繁的時期，出土的外來物資種類就越豐富。這證明了馬賽人不僅是貨物的搬運工，更是「流行趨勢」的帶領者，他們將全球化的物質文明帶進了原本封閉的內陸村社，建立起一套跨族群、跨地域的交換網絡。
建立在交換上的地域社會
陳宗仁教授在分析中強調，淇武蘭遺址的發現將馬賽人的研究從「傳說」提升到了「實證」的高度。這告訴我們，十七世紀的北台灣與東北部並非孤立的點，而是一個由馬賽人透過海域、河域聯繫而成的「地域社會」。馬賽人作為這個體系中的核心成員，憑藉著對外來物資的「配給權」，在族群關係中佔據了優勢地位。淇武蘭的瑪瑙與陶瓷，見證了馬賽人作為貿易買辦的鼎盛時期，也為我們理解這群「水域專業人士」提供了最堅實的物理座標。
【小結】
淇武蘭遺址就像是一面歷史的鏡子，照映出馬賽人在東北台灣貿易網中的關鍵地位。那些埋藏在蘭陽平原底下的珠飾與鐵器，正是馬賽人穿梭於海洋與部落之間、用技術與商業頭腦編織出的繁榮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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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商業性格的歷史建構
非本質的天賦：環境壓力下的演化
在討論馬賽人（Basay）的「商業性格」時，最容易陷入的誤區是將其視為某種族群天性。然而，陳宗仁教授透過對地景與經濟模式的分析指出，這種性格實際上是「被歷史建構」出來的。馬賽人所處的北海岸環境，缺乏開闊的沖積平原，且受限於季風帶來的強降雨與鹽害，使得他們無法像內陸族群那樣，透過穩定的農耕來獲取生存保障。當「土地」無法提供足夠的熱量時，這群人被迫轉向「交換」。這種生存壓力促使他們必須在語言、造船、導航與談判技巧上做到極致。換句話說，馬賽人的精明並非生而有之，而是數百年來在貧瘠海岸線上磨練出的生存本領。
邊緣的力量：水域空間的再定義
從傳統的「農耕中心論」來看，馬賽人定居在偏遠的海岸，似乎是地理上的邊緣人。但隨著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降臨，這種地理邊緣性發生了劇烈的性質轉變。海路取代了陸路成為財富流通的主線，而原本被視為荒涼的雞籠、淡水，瞬間變成了連結全球貿易網絡的節點。馬賽人利用原本僅用於求生的航海技術，完美對接了這股國際浪潮。他們將「邊緣」轉化為「門檻」，任何想要進入北台灣獲取資源的外來者，都必須經過馬賽人這道關卡。這種權力翻轉，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商業認同，使其從「被迫交換」轉向「主動經營」。
社會結構的商業化與專業分工
馬賽人的商業性格也體現在其社會內部的分工體系中。相較於其他平埔族群以年齡階級或農事祭儀為核心的社會組織，馬賽人更傾向於「職能專業化」。他們將捕魚、製鹽、造箭與建築轉化為可交易的「商品」與「服務」。這種將勞務商品化的思維，在當時的南島語族社會中是極其前衛的。當他們在不同社群間流動時，實際上是在執行一套精密的市場調查：他們知道哪個部落缺鹽、哪個村社需要鐵器。這種對市場訊息的敏感度，讓他們的「商業性格」在社會結構層面得到了穩固的支撐。
歷史機遇與族群形象的形塑
最後，馬賽人的商業形象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外來觀察者「目光」的形塑。西班牙人、荷蘭人與漢人商人，帶著各自的商業目的來到台灣，他們最先接觸、也最依賴的就是這群活躍於水岸的馬賽人。透過這些外來者的紀錄（如 Esquivel 的報告），馬賽人那種「愛好貿易、善於溝通、不事農耕」的特質被文字定格，並流傳至今。這種內外互動的過程，不僅建構了馬賽人的歷史形象，也讓馬賽人意識到自己在區域經濟中的獨特性。他們學會了利用這種「買辦形象」在殖民強權與本土社群之間游走，將自己編織進台灣最早的全球化故事中。
【小結】
馬賽人的商業性格是地理環境與歷史機遇共同作用的產物。它既是面對資源匱乏的生存策略，也是對接大航海時代的成功轉型。這種性格讓他們在特定的時空下，從地理邊緣走向經濟中心，展現了台灣早期住民強大的環境適應力與創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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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歷史的興衰與邊緣化
三階段的歷史命運波折
馬賽人（Basay）的歷史進程，可以精煉為「邊緣—中心—邊緣」的三部曲。在十六世紀以前，他們是北海岸的水域小眾，相對於內陸龐大的農耕社會，他們處於資源獲取的邊緣。然而，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的浪潮，將這群具備航海與貿易天賦的人推向了歷史的風口浪尖，使他們成為外來殖民者進入台灣的唯一門戶。這一百年間，馬賽人站在了權力與經濟的中心。然而，到了十八世紀，隨著清朝統治力量的深入與漢人移民的湧入，馬賽人的中介價值迅速瓦解，最終再次回歸到地理與經濟的雙重邊緣。
交換體系的崩解：唐人的直接競爭
馬賽人衰落的核心原因，在於其「中介壟斷權」的喪失。在西班牙與荷蘭時代，外來者必須依賴馬賽人進行採購與溝通；但清朝統治後，漢人移民（唐人）不僅帶來了更龐大的資金，更直接進入了原住民部落建立貿易據點。這些唐人商人繞過了馬賽人，直接與噶瑪蘭人或其他社群進行物資交換。當「唐人—噶瑪蘭」的直接貿易鏈條建立後，馬賽人那種「用手工藝與外來物資換取米糧」的交換體系便失去了生存空間。馬賽人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買辦，淪為了被邊緣化的過客。
從貿易家到「番最苦」的命運轉向
在十八世紀中葉的清代文獻中，對馬賽人的描述出現了令人心酸的轉變。清廷官員觀察到，原本在大雞籠一帶活躍的馬賽人，生活變得極其艱困，甚至被形容為「番最苦」。由於他們不擅長農耕，當水域貿易被漢商壟斷後，他們失去了換取米糧的籌碼，只能重新回到「以海為田」的 primitive 狀態，靠採集石花菜、捕魚維生。這種從「海上吉普賽人」到「艱難求生者」的落差，具體反映了馬賽人在面對更龐大的全球化帝國體制時，族群韌性與生存空間的急劇萎縮。
消失於文獻中的族群記憶
到了十九世紀，馬賽人（Basay）這個名稱在官方紀錄中逐漸變得模糊，多半被併入廣義的「熟番」或被視為凱達格蘭族的一支。由於他們高度的移動性與對外交流，馬賽人也是漢化速度最快的族群之一。他們在文化、語言與血緣上逐漸與周邊的漢人或其他族群融合。陳宗仁教授指出，馬賽人的「消失」並非種族的滅絕，而是其特有的「水域商業生活型態」在歷史體制變遷中的消亡。他們留下了地名（如三貂、金包里、大雞籠），留下了考古遺址中的珠飾，卻帶走了那個曾以海洋為家、以貿易為魂的輝煌年代。
【小結】
馬賽人的歷史是一面鏡子，反映出台灣如何從一個族群互補的水域社會，轉向一個由官僚與大型市場主導的農業社會。他們的衰落並非因為技藝的退化，而是因為歷史舞台的規則已經改變。儘管馬賽人在文獻中逐漸消失，但他們那種「邊緣轉化為中心」的海洋生命力，始終是理解北台灣歷史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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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在海陸交會處消失的商業先行者
水域社會的靈魂與中介
馬賽人（Basay）的存在，挑戰了我們對於台灣原住民族僅是「山林狩獵者」或「定住農耕者」的刻板印象。他們是真正的「水域專業人士」，將北台灣破碎的海岸線轉化為連結世界的貿易廊道。透過「非農耕」的生計選擇，馬賽人發展出一套建立在技術、語言與移動性之上的社會邏輯。他們不僅是物資的搬運工，更是大航海時代台灣與東亞貿易體系接軌的關鍵活栓。
商業性格的歷史印記
馬賽人的興衰，反映了環境如何塑造族群命運。在資源匱乏中磨練出的商業性格，讓他們在 17 世紀成為西班牙人、荷蘭人與漢人爭相合作的對象。然而，這種高度專業化的「中介身分」也極其脆弱。當歷史的規則從「海權互補」轉向「陸權開發」與「直接貿易」時，馬賽人的空間被強勢的漢商與清廷體制擠壓。他們雖然在文獻記載中淡出，但其留下的地名與考古證據，始終提醒著我們：台灣曾擁有一段由這群海上買辦主導的輝煌經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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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人發展時間軸
•16 世紀以前（傳統萌芽期）：
o馬賽祖先經由 Sanasai 傳說中的海洋路徑由南向北遷徙。
o因應北海岸地形，發展出漁鹽、工藝與「技術換米糧」的社群互補模式。
•16 世紀後半（區域連結期）：
o漢商與海盜頻繁出沒北海岸，馬賽人開始接觸外來貿易，累積初步的中介經驗。
•1626 – 1642 年（巔峰中心期 – 西班牙時代）：
o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淡水，馬賽人成為其重要嚮導、翻譯與資源收集者（如硫磺貿易）。
•1642 – 1668 年（持續運作期 – 荷蘭時代）：
o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北台灣，馬賽人繼續在 VOC 體系下擔任採購鹿皮與物資的貿易買辦。
•17 世紀末 – 18 世紀初（競爭轉型期）：
o漢人移民開始進入北台灣。清領初期，馬賽人仍維持一定的水域貿易網絡，但優勢逐漸流失。
•18 世紀中葉以後（衰落邊緣期）：
o漢人商人直接深入部落（如噶瑪蘭社），馬賽人的中介體系崩解。文獻中出現「番最苦」的記載。
•19 世紀至今（文化融合期）：
o馬賽人迅速漢化並與周邊族群融合，其獨特的商業生活型態消亡，轉化為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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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與進階閱讀
本專題論述內容主要根據陳宗仁教授之研究成果進行架構與撰寫，並參考相關學術文獻如下：
1.陳宗仁，〈馬賽人的興衰：17 世紀前的北台灣水域商業生活型態〉（講義）。
2.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 (1400-1700)》，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3.陳宗仁，〈十七世紀前期北臺灣水域社會的商品及其交易型態〉，收錄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
4.詹素娟、劉益昌，《大台北都會區原住民歷史專輯：凱達格蘭族調查報告》，台北：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5.詹素娟，〈Sanasai 傳說圈的族群移動與變遷〉。
6.Esquivel, Jacinto，《雞籠報告》（1632 年）。
7.劉益昌，〈淇武蘭遺址：蘭陽平原歷史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