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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被出賣的台灣》「第九章 台灣的故事:覺醒的一年」重點整理


這篇文章深入剖析了戰後初期(1945-1946年)國民政府在台灣接收時期,如何破壞日本建立的法律秩序,實施腐敗統治,並導致社會混亂與民怨沸騰。同時,它也描寫了台灣社會在面對新政權時的覺醒與反抗,以及首次參議會中台灣民意代表與陳儀政權之間的激烈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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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重點整理:
核心問題:新政權下的法律與秩序崩潰

日本統治下的法律秩序: 儘管對台灣人存在不公,但日本建立了法律與秩序,為社會和經濟進步奠定基礎,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國民政府接收後的混亂:
財產接收問題:
日本投降後,日產轉移給盟軍,但中國接收人員急於染指日產,阻撓美軍顧問團協助的合法轉移。美方協助被曲解為「保護日本人」,導致美軍顧問團被限制只能處理遣送問題。
貪污橫行: 「接收時期」充滿小偷強盜,甚至包括長官公署高級官員。他們視法律為無物,卻對台灣媒體揭發和告上法院的行為感到「痛苦的大失顏面」。
高院檢察官的偽造與走私: 陳儀的高等法院總檢察官被揭發利用職權偽造命令,沒收私人財產,並強迫業者走私贓物到中國,最終被撤職。
實質沒收與走私貿易: 農林處長命令漁民上繳漁船,實質沒收後用於與琉球、日本的秘密交易及走私。
媒體揭露: 台灣日報樂於報導政府各部門的詐欺行為,將國民政府的腐敗暴露於大眾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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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與警察體系的崩壞
司法挑戰: 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是日文,台灣法律需與中國法律對照,但缺乏兼具中文、日文能力及法律資格的中國人擔任高職。

警察的腐敗與暴力:

外省警察的劣質化: 陳儀未提升有經驗的台灣警察,反而聘用大量無經驗、不懂方言、年輕甚至十幾歲的中國親友擔任警察。他們對紅包與外快的熱情遠大於本薪。

裁撤台籍警察: 日本人留下的職缺填滿後,政府開始裁撤台灣警察,讓位給新來的中國人。

濫用武力: 新來的警察仗著武器,對台灣人民施暴。文章舉例警察開槍誤傷路人,並將屍體丟在派出所門口示眾,以維護「面子」。

警匪勾結: 台北市長黃朝琴手下的官員與黑道流氓勾結,竊盜、搶劫、勒索橫行。幫派分子公然用卡車運走贓物,警察只在協助時露面。

誣控與勒索: 警局擠滿被誣告的民眾,根據紅包多寡決定是否釋放。文章舉例紡織廠員工揭發中國同事貪污,反被誣告入獄,家人破產才獲釋。

荒謬的執法: 警察在戲院亂開槍、強迫商家賤賣貨物、集體入民宅「檢查」卻演變成三方火拼。

獄政惡化: 高雄監獄人滿為患(100人監獄關700人),缺乏醫療照顧導致大量死亡。衛生局長經利彬認為「不能將可以賣錢的商品浪費在犯人身上」。

社會影響: 這些盜匪行為和警匪勾結,使得一般台灣百姓在恐懼中度日,生活艱辛。警察體系的濫權遍及台灣各地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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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的覺醒與政治反抗
民意對警察權的關注:
台灣領袖意識到警察權掌握在縣市長手中,而縣市長由行政長官任命,因此解決之道在於建立選舉系統。

議會制的虛假承諾:
表面民主:
陳儀承諾台灣人將在政府中佔有大比例,並宣布設立「人民意見聽取機構」及參議會。表面上資格開放,實則設下嚴格限制(需政府或黨認可),旨在控制民意。
誓言爭議: 台灣人反對宣誓效忠國民黨,因為誓詞要求「擁護三民主義,支持國民(黨)政府」。
資格檢覈的腐敗: 候選人資格檢覈(甲種、乙種)充滿紅包與走後門現象,黨工控制報考名單以保證參議會的服從。

第一屆參議會的對抗(1946年5月):
議長人選爭議:
陳儀公然任命黃朝琴為議長,令民意大失所望,因為終身致力於自治運動的林獻堂才是眾望所歸。
年長議員的警告: 最年長的議員發言警告新政府,其施政將被拿來與日本統治時期及19世紀腐敗的中國政權比較。
教育處長范壽康的失言: 范壽康指控台灣人「有獨立念頭、被日本人奴化、歧視外省人、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並污衊台灣人是「落後人民」。此番言論激怒台灣人,引發對台灣地位、權利及國民黨主權主張合法性的討論。
郭國基的強力反駁: 郭國基議員強調台灣人的獨立自主精神,呼籲武裝起來保護台灣,並批評來台只為賺錢謀取高位的外省人。
官員的謊言與傲慢: 各處長及局長在參議會受到嚴厲質詢,教育處長范壽康被揭穿對教育數據造假,甚至「借用」學校款項投資私人事業;警備總司令柯將軍則傲慢地聲稱軍隊無需向人民議會報告,拒絕接受對軍紀的批評。
參議會的不滿清單: 議會列出經濟弊端、警察與軍隊濫權、政府未能兌現承諾、拒絕讓台灣人進入決策階層等不滿事項,形同對國民黨的「起訴單」。
「邊疆及偏遠地區」條款: 陳儀宣布將援用此條款任用台灣人,明確將台灣視為「落後」地區。
議會的內部問題: 許多議員利用議壇進行私人廣告,傳統派系分裂也顯而易見。

反對派領袖的崛起:
郭國基:
發表激烈的國家主義演說,要求台灣人武裝起來保護台灣。
王添灯: 律師兼編輯,預計在國民大會上為台灣發聲,彈劾陳儀。他因社論被陳儀逮捕,控以「煽動造反」。
廖氏兄弟(廖文奎、廖文毅): 留美博士,誠實並相信民主原則。哥哥廖文奎在上海與非共產黨的「第三黨」協商,希望展現「新中國」的可能性。弟弟廖文毅在台灣演講競選,呼籲高效立憲政府,但選舉結果被國民政府操弄。
林獻堂: 雖是自治運動老英雄,但在當時顯得軟弱,未採取激烈行動,被批評者指責順應日本體制。

民眾與政府的對抗升級: 1946年下半年,民眾對抗益發嚴重,參議會成為聚焦公眾憤怒的平台,民選代表開始公然仇視政府。台灣人民尋求的是法治政府和合理經濟政策,終止國民黨的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