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美術系的成立 一場權力失序與文藝包裝的完美戲碼。
當時身為東海大學校長的梅可望，在舊部屬周勵夫建議下，決定於台北之外設立第一所大學美術系。原先邀請的是雕塑家楊英風，但未果；轉而找上故宮研究員楚弋，卻因其健康問題作罷。最終，竟匆促由文化大學美術研究所畢業、毫無系統教學經驗的蔣勳匆上陣，成為這場「中華文化復興」政策下文化建設工程的主角之一。
人才真的斷層了嗎？還是制度早已選好了誰該被看見？
蔣勳的背景是答案的起點。他出生於中國，父親是黃埔軍校出身、曾任蔣介石隨侍的軍官蔣樞，母親則是滿洲正白旗的格格。在1949年政權移轉的動盪中，這樣的出身不僅未成為包袱，反而讓他在流亡體制內擁有一種「熟門熟路的邊緣特權」——他不是核心權貴，卻總能站在鎂光燈下的陰影邊緣。
這位數理成績不及格、進入強怒中學經歷暴力校園洗禮的少年，在意外接觸陳映真、閱讀社會主義文學之後，從一個可能成為牯嶺街問題少年的角色，轉身成為受傷又優雅的文藝男青年。他的文學與藝術品味被媒體包裝為時代美學的象徵，實則是冷戰文化宣傳中的文化性道德布道者。
蔣勳的角色：在國族工程與個人迷惘之間的折衝者
從1970年代的《雄獅美術》到1980年代主持東海美術系，蔣勳始終是國民黨「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的文化中介。他一方面高舉人文教育與傳統美學的大旗，另一方面卻將膠彩畫這一曾被大陸黨國視為「東洋畫」的媒介重新導入體制內，象徵對日本殖民文化一種選擇性消化與政治平反的姿態。
他的好友林懷民成立雲門舞集、與賴聲川一同打造藝文改革的「現代性神話」，與蔣勳一同構築出一種「知識份子與體制協奏」的文化劇場。這批文青們試圖在威權下生產出一種柔性文化的審美裝置，以華麗包裝道德教育，把個人美感經驗與國族論述、精神啟蒙與娛樂市場緊密捆綁。
革新？還是體制內的內部裝修？
東海美術系初期兩項課程曾被視為革新之舉——膠彩畫重返體制，是政治語境下的傳統翻案；盧明德引進的複合媒體課程，來自他在日本竹波教育大學的所學，標榜「當代性」，但在台灣學院體制中快速式微、難以為繼。革新成為一種曇花一現的表演，維持的是文化體制的門面工程。
蔣勳的教學與寫作風格融合文藝復興式的抒情與新儒家式的道德說教，看似優雅，實則重演五四運動啟蒙模式中師生戀式的權力結構。這種以「知識感化情感」、「美學引導民心」的姿態，延續了中國現代性中深植的上下階層關係——啟蒙者擁有視覺與情感主權，而被啟蒙者只能在其美辭麗句中產生感動的錯覺。
從權力邊緣的美學符號，到文藝資產階級的教父
蔣勳日後在華語世界的影響力，是建築在一連串制度性遴選與媒體操作之上的。那不是藝術的必然成果，而是文化政治的最佳代表作。作為威權晚期的文化調和劑，他既讓大眾對傳統產生情感，又讓當局放心他不會成為異議者。
他讓讀紅樓變成修身課程，讓感受美成為政治免責。他不反抗威權，只與它共舞。他不是人民的啟蒙導師，而是文化商品的設計者；不是藝術的革新者，而是歷史舞台上最會穿戲服的公關角色。
原文出處 陳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