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楞嚴經》真偽之爭，綿延千年，本文不對經典真偽進行考察，而是對其出現地廣州，在八世紀之時的佛教狀況進行一些關注。本文從廣州梵僧積聚之原因入手，考察梵僧積聚廣州及其活動的狀況，以期對這部經典出現地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認識。
關鍵詞：《楞嚴經》、廣州佛教、海上絲綢之路、梵僧
一、梵僧聚集的廣州
談及禪宗，《楞嚴經》這一部對禪宗影響深遠的經典，自然浮現在眾人腦海中。此經自譯出就獲得禪宗僧人重視，至永明延壽（904-975）、天如惟則（1286-1354）等人更是力推不已，眾多禪師紛紛為其做注，但此經的真偽屢有爭端，最主要的原因是智昇（活躍於8世紀初）在同一年撰寫的《開元釋教錄》（T. 2154）與《續古今譯經圓記》（T. 2152）中，對譯者的身份界定出現差別。
本文無意介人千古謎團的探索，在此探討的問題是：為何這部經會選擇在廣州誕生？《楞嚴經》的主要參與者是般刺密帝（Pãramiti，活躍於8世紀初）與房融（？-705），因此本文選擇以八世紀的廣州，對當時的梵僧及文人進行一些考。
為何《楞嚴經》會在廣州譯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 要回顧廣州的歷史，白東吳黃武五年（226），孫權（200-222在位）將合浦分出交廣二州後，廣州一直是重要的港口，到唐代更是有“廣州通海夷道之稱，賈耽（730-805）的 《皇華四達記》中詳細地記錄了沿這條路線航行的途次、航期等。
由此可見，廣州是外國人從海上入唐的重要港口，佛教也隨著這些商人傳入中國，近現代從梁啟超（1873-1929）到鄭彭年等人，甚至認為佛教從海路傳進中國的時期比從陸路更早。正因為廣州具有如此濃厚的佛教歷史背景，所以《楞嚴經》在廣州的誕生才成為可能。
八世紀廣州的佛教情形如何？
在《唐大和上東征傳》中對天寶九年（750）的廣州有一段記載：
又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僧居住，池有青蓮華，華葉根莖並芬發奇異。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園、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這段文字為我們描繪出當時廣州的太平盛景，有帶著奇珍異寶的異國人，有來自深山老林的白蠻人，尤其是第一句：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憎居住。這一句說明當時廣州擁有大量來自印度的僧人，以致於要單獨為他們建立寺院，令其居住。外國人在中國聚集一處，甚至形成了城坊，足見其多。梵僧東來，多為傳法，這些梵僧為何滯留在廣州，不前往佛學更興盛的長安或是洛陽？
對於這個問題，覃召文在《嶺南禪文化》一書中說，因當時的梵本經典多寫在貝多羅樹葉上，長途運輸不便，所以廣州成為翻譯中心。此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觀察八世紀來華的梵僧，並非所有的譯經僧都停留在廣州，如金剛智 （669-741）就從廣州去長安譯經，也有如蓮華（活躍於8世紀末）等從長安到廣州的梵僧，可見需進一步考察梵僧滯留的理由。
二、守望故土的梵僧
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熱帶國家，普通人身上不需要多少衣物，從敦煌的壁畫即可看出這一點。僧人更甚，戒律中直接說“未來諸比丘若不耐寒，著此三衣足以御之”，因此印度人的耐寒能力較差，史書記載，梵僧入長安，冬季之時，被凍得直發抖。而廣州因為地處亞熱帶，氣候與印度相差不大，不適應北方寒冷氣候的僧人往往滯留在廣州，也是情有可原的。
除此之外，廣州市重要的貿易港口，自《漢書》開始，就記載廣州”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到唐代隨著貿易興盛更是異寶紛呈，據今人研究，唐代的貿易材料眾多，除《漢書》提及的材料之外，還有龍涎、檀香、蘇合香等香藥，金銀器等高級手工藝品，鑌鐵等原材料。
這些材料，大多不可能留在廣州，最後都北上供皇室貴族享用，除了這些名貴的材料外，另外一些便宜的香料也會隨著商人的往來帶到中土，如胡椒等調昧香料。這些香料是組成咖哩的重要成分，而咖哩是印度食物中常用的調昧品。
唐代的胡椒全靠海外供應，因此在廣州利於第一時間拿到原料。除此之外，許多原產於印度的蔬菜，也傳入中國，孫機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中記載，從魏晉至唐宋期間，傳入中國的蔬菜有茄子、黃瓜、菠菜。材料的運輸離不開商人，與僧人類似，商人在廣州聚居，《廣州古代建築與海上絲綢之路》中提及，當時蕃客的聚居地多由他們自己建造，光塔就是一個見證。除了建築之外，上文提及的飲食也受到商人的影響，眾多的外國香料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接受，有烹飪書籍中甚至特別強調“少入胡椒末亦佳”，可見當時香料應用之廣。
廣州引起梵僧積聚，不僅是因為它是佛教從海上傳人的起點，也因為廣州的氣候與印度相仿，而貿易帶來的便利使得梵僧更接近家鄉。可以方便的吃到自己家鄉口昧的飯菜，對當時遠離故土的梵僧來說，也是一種強烈的吸引。可以說，商人與僧人，對廣州的建築、飲食文化影響深遠。
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激發出梵僧來東土傳法的熱情，自魏晉南北朝開始，廣東的翻譯事業絡繹不絕，魏晉時期共譯出佛經4部，南北朝時期，共譯出佛經 25部因為廣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梵僧來中國的第一站，《宋高僧傳》 中的一句小字批注真實闡釋了這種盛況：“印度俗呼廣府為支那，名帝京為摩訶支那也”在印度人眼中，廣州就是中國的一個代表。這些積聚在此或者路過的梵僧主要進行什麼樣的活動？
三、僧人與廣州佛教文化發展
以下對八世紀有明文記載的外國僧人在廣州的活動進行一些考察。
中天竺掘多三藏（活躍於7至8世紀之交），在大足元年（701）到達廣州後，到韶關竭見六祖（慧能，638-713），獲得傳承後在中國雲遊，《聯燈會要》《五燈會元》中記載其曾與神秀弟子討論禪法。
鳥萇國彌伽釋迦（活躍於8世紀初）、極量（般刺蜜帝，活躍於8世紀初），不知二人詳細資料，《宋高僧傳》記載彌伽釋迦曾幫助極量（般刺蜜帝）翻譯《楞嚴經》。
南印度金剛智，開元七年（719）攜弟子不空（705-774）到達廣州傳教，隨即被迎入長安譯經。
北印度不空，開元七年隨金剛智抵達廣州，開元三十年（732）到達南海郡，在法性寺度人無數，後從南海郡出發，前往印度及獅子國，天寶五年（746）從印度回長安。
北天竺般若三藏（活躍於8世紀末），建中初年（約783）到達廣州，遭遇海難經論遺失，尋回後前往長安譯經。
中印度僧人蓮華（活躍於8世紀末），興元元年（784）見德宗（779-805在位），在回印度之時，從德宗乞鐘一口，由廣州節度使鑄造並送其回國安置。蓮華回國後，貞元十一年（795）又托人帶回華嚴經後分梵本，由般若三藏譯出。
以上這些梵僧的活動，除千古謎團的《楞嚴經》翻譯，有據可考的譯經僧都未在廣州翻譯過佛經，說明八世紀的譯經中心向長安和洛陽轉移，究其原因，先有玄獎從印度取回大量經典，獲得唐太宗支持在長安翻譯，後有義淨（635-713）、菩提流支（572？-727）獲得武則天（690-705在位）支持在洛陽、長安譯經，天下高僧紛從，因此廣州在七世紀之後，不復譯經盛況。
但是廣州作為最早接納佛教的地點，其對佛教文化的吸收已經完成，開創出屬於自己的獨特文化氛圍，在八世紀這段時間達到了頂峰。其中慧能一系在廣東傳播禪法，乃至掘多三藏都從他學習禪法，此事表明，印度僧人由最初的傳法，開始轉向傳法、學法並行的方式。
禪宗初祖達摩（？-535）在廣州登陸建立西來庵，他見南方之人重義理輕禪教，北度至魏大興禪教，六祖慧能為何又選擇廣東自己弘揚禪宗？從達摩到六祖，中間近200年，在印度僧通過海路到達廣州譯經弘法之時，許多中國僧人也從廣州出發前往印度求法，義淨（635-713）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T. 2066）中記載，從貞觀十五年（641）到天授三年（691）四十年期間，前往印度求法僧人總共 60 位。
其中經海路前往者38人，佔據63%比例。不僅當時的中國僧人紛紛前往廣州，想從此處出海前往印度，眾多從印度前來的僧人也從想從廣州回國，除上文提及的蓮華，僧傳中《楞嚴經》的攜帶者也是在經典翻譯完成後泛舟回國。廣州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國僧、梵僧往返中國的重要支點，這些僧人，大多都是當時名動一時的人物，他們在廣州的停留，必然會為廣東的佛教文化帶來巨大的影響和發展。
除了佛教僧人前往此處給廣州帶來豐富的佛教文化同時，唐朝被貶至廣東的文人也比比皆是，根據劉慶華《廣東貶謫文人的時空考察》中的列表，統計可得出，整個唐朝有名可考貶至廣東的文人有126人，其中出名者如：韓愈（768-824）、劉禹錫（772-842）等人，乃至《楞嚴經》的筆授房融（？-705）也是其中一員，其餘默默無聞者更是比比皆是。
這些人當中，有《新唐書》中稱讚“擢下筆成章科”的王無競（652-706）；有尤擅吏術，官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的崔珙（？-854）；還有同為廣州刺史，膽大心細的劉崇龜（活躍於9世紀末）。這些文人的到來為廣州的文化注人了新的活力，他們對廣東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到了唐玄宗之後，再也沒有人被流放到廣州，就是因為廣州當時不再是一個不毛之地。
正是僧人、文人、商人三者結合起來帶來的自由與寬容，造就了廣州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又對後來的嶺南禪文化造成了巨大影響。
四、後論
總而言之，以《楞嚴經》翻譯一事為契機，考察八世紀的廣州佛教背景，可以發現，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廣東，從世界各地帶來了各種香料、蔬菜，為在這裡生活的梵僧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航路的通暢也令他們能夠較為方便的回國。
此外，廣東的氣候與熱帶氣候的印度相接近，這也是許多梵僧選擇滯留廣州的一個重要因素。經過歷史上眾多高僧在此譯經傳法，八世紀的廣州，由譯經中心逐漸轉型為傳法中心，眾多求法高僧的駐足，令廣州乃至周邊佛教文化迅速發展。被貶文人對廣州的文化發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些條件綜合起來，形成《楞嚴經》傳譯的重要條件，所以《楞嚴經》在廣州出世也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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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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