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教育的兩大特徵：差別待遇與分流
日治時期的教育體系主要受殖民地背景影響，呈現出兩大特徵。第一是差別待遇：台灣人與日本人能享有的教育資源並不公平。不論是師資的合格率，或是升學名額的分配，日本人皆佔有絕對優勢，台灣人的升學競爭極其激烈，可謂「升學地獄」的開端。第二是分流制度：在學制上，台灣人與日本人被隔離開來，各有不同的就學管道。
初等教育：小學校、公學校與原住民教育
初等教育即國小階段。當時日本人讀的是「小學校」，台灣人讀的是「公學校」。而針對原住民兒童，則設有「蕃人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這兩者的差別在於主管機關：蕃人公學校隸屬於教育部門，而蕃童教育所則由理蕃政策下的警察體系管轄。
觀察當年的就學率，日本學生的就學率高達 90% 以上，幾乎人人有書讀；而台灣學生的就學率起初極低，原因包括當時台灣人尚未養成現代教育習慣（傳統上多就讀私塾、念三字經），以及公學校多集中於城市，偏鄉資源匱乏。
課程內容與同化政策
公學校的課程包含修身（道德課）、國語、算術、唱歌、體操等。其中「國語」即是日語。當時的教育目標是希望透過日語教學，讓台灣人逐漸認同日本帝國。課程中雖然保留了部分漢文經典（如三字經、論語）與楷書寫字課，但主要教學語言仍為日語，且學校嚴格要求學生不准說台語，這就是所謂的「同化政策」。
轉折點：國民學校與義務教育
隨著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政府推動「皇民化運動」，旨在將台灣人徹底變為日本臣民。1941年，政府取消了原本「小學校」與「公學校」的名稱差異，統一改稱為「國民學校」。1943年，台灣正式實施「六年制義務教育」，強迫學齡兒童入學。這使得台灣人的就學率從原本的低迷直線上升，甚至突破 70%。
中等教育：職業教育為重心
對殖民政府而言，並不希望台灣人過度追求學術研究（以防產生反抗思想），因此中等教育（高中高職階段）側重於「職業教育」。
•師範學校：培養公學校的教職人才，教導基礎的五十音與算術。
•醫學校：培養在地醫師以解決熱帶地區傳染病（如虐疾、霍亂）問題。
•實業學校：包含農、林、工、商等技術人才培訓（如著名的嘉義農林學校「KANO」）。
當時的「普通中學校」主要仍是為了在台日本人的升學而設。以高雄中學（雄中）為例，雖然台灣人口佔絕大多數，但畢業生中日本人佔了約七成，台灣人要考取普通中學的名額非常稀少。
台灣人的反擊：台中一中的創立
面對升學管道的歧視，台灣士紳發起「自己的學校自己蓋」。透過大老與民間的踴躍捐款，1915年創立了「台中中學校」（今台中一中）。校內紀念碑標榜「無台人初無中學」，象徵這是第一間專門招收台灣人的中學校，在歷史上極具代表意義。
高等教育與出國留學潮
當時台灣唯一的綜合大學是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然而，入學名額仍以日本人佔壓倒性多數。由於在台灣升學困難，許多有志青年選擇出國留學。
當時留學的首選是日本，原因包括距離近、日本是亞洲最現代化的國家，以及台灣學生從小接受日語教育，語言無縫接軌。留學生最熱門的學科是「醫科」，其次是「法科」。這奠定了日治時期醫師、律師、老師等「三師」崇高的社會地位。
教育的力量與社會改革
許多當時的留日精英回台後對社會貢獻卓越。例如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創立高雄醫學院並致力於蛇毒與鴉片治療研究；以及曾在京都帝國大學研讀農學的李登輝，其專業背景也影響了後來的政治發展。
總結來說，日治時期的教育雖然帶有殖民與洗腦色彩，但透過現代教育體制，確實讓台灣人打開了眼界。知識就是力量，這些受過教育的精英最終利用所學，帶動了台灣社會的進步與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