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台灣的藝術教師能真正把學生當「人」來對待？
今天下午去看 Columbia MFA Thesis Exhibition 2025，看到幾組評圖現場，本以為是朋友聊天，結果一問才知道那是正式的專家評圖課。四個人坐小椅子上輕聲交流，談創作背景、發展路徑，一組要進行一個半小時。沒有爭鋒相對、沒有當場羞辱，只有認真的對話。
這讓我想起三十年前在 SVA 的評圖，雖然不像法庭，至少還有批評與淚水。而八〇年代在東海的評圖就真像審判了，老師質問你創意從哪來、媒材為什麼這樣用，論文到佈展當天才翻，場面難堪到像站上犯人欄。那時如果剛好遇到「要讓你過不了的老師」，你得靠別的老師相挺才過得了關。
有一位例外的，是當年來支援的吳學讓老師。他沒教過我課，卻事前詳細讀完論文，還寫了手寫評語。事後我才知道他是杭州藝專出身，與劉國松共創現代水墨畫會，作品兼容工筆與現代造型。這樣一位兼顧傳統與創新的老師，教職生涯卻總處邊緣，或許只因他名為「學讓」，字「退伯」——道盡一代藝術家在體制中如何被退位與讓步。
我們常說藝術教育是啟發創造力的地方，但在某些學校，它更像個權力的場域，老師不在意你能不能成長，只在乎你能不能臣服。這不是教育，是複製服從。
原文出處 陳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