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父親工作關係，我小學之前絕大多數時間都住在新北市(當時台北縣)礦區。我出生在平溪，後來搬到石碇，在民國50年代，這裡都是北台灣著名礦區。幸運的是，因為父親是煤礦公司職員，所以不必住在簡陋的工寮，至少可以入住公司配發的磗造員工宿舍。我們只有電，沒有自來水，煮飯、洗澡要燒煤炭，一大竹簍的炭就放在廚房大灶旁邊。
每隔一段時間公司會派運煤的大卡車，載著職員和家眷到台北市中央果菜市場補給，順便到附近採買生活必須品。偶爾也會有小販用鐵牛車載一些小物到礦區叫賣，這是我童年極少數接觸外人和「逛街」的經驗。絕大多數時間，我都是和鄰居小孩成群結伴在礦區附近探險。
礦工因為收入較低，所以他們除了工作時間外，也沒什麼休閒娛樂，最多就是三五成群在門前空地打打牙祭，他們所住的地方就是最近因為選舉討論很熱門的礦區工寮。當時的礦工大多是外地來謀生的單身漢，他們所住的工寮其實也稱不上房屋，就是用木板釘成四面牆，屋頂很薄的馬口鐵或鐵皮蓋著，這種環境夏天熱得像烤箱，冬天就是個大冰箱。外面下大雨，屋裡下小雨是家常便飯，屋內隨便用布簾隔開兩張床就是隔間。這就是當年礦工的生活環境，現代人應該無法想像，但他們就是這樣胼手胝足養活自己和下一代，同時也成為台灣經濟起飛的無名英雄。
和我一樣有相同成長經驗的數萬名小孩，童年最深刻的回憶通常都是不幸的悲劇。當時入坑採礦的風險極高，當礦工坐上台車進坑，誰都不知道能否看到隔天的太陽。就連父親這樣不必每天進坑的職員，都在一次爆炸中僥倖逃過一劫，至今他腿上還留著一顆米粒般大小的石頭，那是當時被震波帶起的砂石擊中的痕跡。
小學三年級時，，父親離開礦區，轉職到台北的公司任職，我也就讀台北市的小學，當時我班上有個死黨，他家就住在富台新村(現在忠孝東路五段、虎林街口附近)，有一天我到他家玩，一進客廳，一種熟悉感油然而生，因為他家和我以前看過的礦區工寮幾乎一樣簡陃，牆壁也是木板釘的，屋頂一樣是鐵皮，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那是眷村，是用來安置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灣的人所住的家。
這些人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多數人都是孑然一身，政府隨便找了一塊地，告訴他們暫時住在這裡，過幾年就回大陸去了。所以他們就地用木板搭了房子，用鐵皮蓋了屋頂，從來也沒有人想過要申請執照。住了幾十年後，房子老了，人也老了，但還是住在台灣，也不知道還要繼續住多久，於是手邊攢了一點錢，就把木板、鐵皮拆掉(就算不拆也爛得差不多了)改建成磗造，有錢一點的就用鋼筋水泥。現在大家去朝聖的所謂老眷村，多數都是屬於這一型，但他們並非最原始的樣貌，而且也幾乎都沒有建照(但是沒有人稱呼他們違建)。
故事講到這裡，聰明的臉友應該已經了解，為什麼我說「礦區工寮就是礦工的眷村」是什麼道理了吧。其實，兩者都是那個時代所遺留下的產物，只是後來兩者際遇卻有天壤之別。
住眷村的人，因為有執政者主動發現問題，由政府編列數千億預算進行改建，然後配售給原住戶，他們辛苦幾十年終於換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之所。
但是礦區工寮呢?煤礦業沒落之後，他們再也無人聞問，房子舊了、破了，只好自己想辦法改建。但是台灣礦業源自日治時期，許多即存的礦區工寮當初蓋的時候，根本沒有申請，也不需要任何執照，改建的時候又要向誰申請、如何申請呢?
如果說礦區工寮已存在數十年，甚至在現代都市計劃或建築法規出現之前就已經有的，用現代的法律觀點稱之「違建」，那是莫大的污衊和羞辱，畢竟責任不在他們，而是幾十年來政府忽視所造成的結果。
你可以批評賴清德當立委時沒有積極為礦區工寮合法化請命(他當時如果做了，一定會被批評自肥)，但請不要將「違建」兩個字套用在全國相同情形大約6000戶的住戶身上，因為這對他們不公平，他們沒有佔任何人的便宜，畢竟礦區工寮和眷村都是歷史洪流所造成的產物，不應該有兩套標準。
原文出處 鍾年晃談天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