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富察的真相，他的一些朋友無法接受，開始造謠攻擊我。正常情況下，我根本懶得理會、連告都不想告，但富察的前同事說我是「找富察出書不成才翻臉」，因為攻擊到我的人品，可能讓跟我不熟的人覺得我是個「對朋友不忠不義的人」、影響我日後交友，所以我無論如何都要澄清一下。
從頭到尾，就是富察主動聯絡我、有興趣出版我寫的書，但雙方意見不合而作罷。我後來談論富察和中共的關係，是因為他親口告訴我，一個人跟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本來就可受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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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6日，我在臉書上刊登我的一本書（談蔣介石研究）的出版介紹，請感興趣的出版社與我聯絡。17日下午，富察主動私訊我，表明對出版這本書有興趣、要約時間討論。
在那之前，我跟他連臉友都不是，只知道有這個人。25日下午，我去出版社跟他聊了兩個小時，他一個同事也在座。
我的書稿在我的筆記型電腦裡面，我介紹完後，富察看都不看書稿內容，一直說建議怎樣改書名、改內容，以迎合台灣主流反對蔣介石的觀點，我當然不能接受。
基於禮貌，還是跟他互相試探有無讓步空間，之後才改聊別的話題。我的書稿連email給富察都沒有，不知道王家軒哪隻眼睛看到富察在看我的書稿？
那次見面，我就知道富察有問題。我以前知道富察是東北人、也知道他出版了一大堆反共的書，但我以為他早已入籍台灣、他的家人全部移民出國，所以他才敢這麼囂張。
富察主動跟我聊起他不久前回上海和東北的事，我聽了非常詫異，直接問他「你為什麼能回去？」他說「我只是個編輯」。我後來進一步追問，他一直閃躲，我就不問了。
後來，我們又見過三次面，第一次在我家，第二次在同慶樓吃飯（汪浩請客）。
我約富察，是因為我對他的故事非常感興趣。11月29日，他在我家待了兩個小時，又主動聊起他回東北的事，我又忍不住問了他兩遍「你為什麼能回去？」，他一直重複「我只是個編輯」，我問他「你回去都沒人找你喝茶嗎？」他說沒有，接著又扯開話題。我基於禮貌，就不再問下去，但從他的眼神看來，我知道他沒說實話。
我第三次和富察見面，是2021年11月19日在台北地檢署。不久之前，我發現富察2018年出版的一本書裡，作者劉仲敬誹謗李敖「接受共產黨的統戰、配合他們的大外宣」，於是去派出所提告。
開庭的時候，我發現被告只有富察一人，於是我馬上跟檢察官講，我主要告的是劉仲敬。檢察官說警察局送上來的資料就這麼多，沒查到劉仲敬入境的紀錄，所以不能列被告。檢察官又問富察有沒有看過作者書稿內容、認不認同作者的看法，富察說，他看過並且覺得沒有問題。開完庭後，富察又拉著我聊了十多分鐘，告訴我「你爸是大人物，你得有肚量接受他被評論」、「一個人跟共產黨的關係本來就可受公評」。
我聽了心裡有數，當天下午，我就按照他的標準，在臉書上發文<李延賀，你到底是誰？>。文章發出來後，富察瘋狂聯絡我，還找共同朋友打給我，我都不理。
後來，檢察官作不起訴處分，理由是富察作為責任編輯有盡到查證責任。我聲請再議，提出富察是中共黨員的證據，主張富察既然是黨員，他的查證渠道就必須是中國共產黨，請檢察官要他向黨中央索取「李敖接受共產黨的統戰、配合他們的大外宣」的事證，否則就是查證不完善，檢察官直接無視。
富察這麼聰明的人，但凡他開庭時跟檢察官說一句「我看過了，但作者文責自負」或是「我跟李戡道歉」，然後把那本書下架，這件事就結束了。但他既然堅持沒錯、還反過來教育我，我也吞不下這口氣，只能有樣學樣，一有機會就公開質問富察和中共的關係。
奇怪的是，如果富察覺得我講的不對，他完全可以反駁，我到現在一直不明白他為什麼不這樣做。
王家軒胡扯了半天，大概只有一句話是真的，就是富察曾經把我當朋友。至於他寫富察「得知李戡翻臉不認人特別難過」，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富察跟我說，好幾年前一個出版界的朋友約他和我爸見面，還是我爸請客，按照常理，富察和李敖那天開始就是朋友關係。
如果富察覺得我質疑他和共產黨的關係叫「翻臉」，那他出版劉仲敬那本書的時候，不就代表他跟他剛過世的朋友李敖翻臉？一個自己主動跟朋友翻臉的人，到底在難過什麼？
我充分理解並尊重每個人對我父親的指教，但對於造謠誹謗的言論，我絕不善罷甘休，是朋友也一樣。
我也曾把富察當朋友，每次跟他聊天，我就想起我東北和內蒙的朋友。
奇怪的是，東北男人以豪爽著稱，在這方面，富察一點也不像東北人。
他明明知道他只要把書下架或改版，我就不會繼續質疑他和共產黨的關係，但他就是不做。我們的交情如果出問題，那也是他造成的。
我當然反對共產黨抓富察，因為他為黨做了這麼多還受到如此對待，證明共產黨毫無原則，對自己人都如此無情無義，何況對台灣？這才是台灣該譴責共產黨的地方。
原文出處 李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