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行李清單絕不能忘記的東西是護照,你知道日治時期臺灣人也有一張絕對要帶的東西才能出境嗎?
1897 年至 1907 年凡是由臺灣出境,無論日本人、韓國人、臺灣華僑、臺灣籍民,皆須申請「旅券」。
1897 年 1 月,臺灣總督府實施《外國行旅券規則》,規定居住於臺灣的帝國臣民,如欲出國,需向居住地所轄各縣廳申請「旅券」(りょけん)。同年 5 月,臺人依據馬關條約得以選擇去留的猶豫期截止後,臺人若想前往海外,皆須與其他島內「帝國臣民」一樣,依規定申辦旅券。
除了與丈夫同行的妻子及未成年子女,可將其姓名、身份及年齡併記於戶主、丈夫或父母的旅券之外,旅券原則上每人一張,領取時每張需繳納手續費 50 錢。
旅券與現行護照不同,當時僅是薄薄一張紙。
下付與返納:旅券用完還要繳回!
凡出國回來後,就要把旅券交回總督府,下次再申請新的。官方發給旅券稱為「下付」,民眾用畢後,繳回存檔叫「返納」。總督府登記的簿子稱為《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表》。
《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表》中出現的名詞頗值得玩味。「寄留地」:假如出生地為澎湖,但現在住臺北,臺北就是寄留地。又如「普通旅券」,即限單次往返使用,返臺後限期繳回;「往復旅券」則是 3 年內可不限次數使用,類似今日高鐵的定期票。
其中的「族籍」欄位,可見「新臣民」這個名詞,由來是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後 2 年內,日本准許臺灣人變賣產業後離臺,期滿後未遷徙者視為日本臣民。因此,1897 年 5 月起的旅券發行紀錄簿中,臺灣人就被記載為日本國之「新臣民」,如下圖所示:
臺灣人沒學校讀,渡海學醫、找工作
《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表》資料顯示,多數臺灣人使用旅券至中國,是為了求學或找工作。因為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機關不足,臺人子弟錄取名額受限,升學競爭遠較日本人更加激烈。當時有能力的臺灣人才能把小孩送往日本留學。儘管臺灣人主動徵求設立中學校,例如臺中中學(今臺中一中),但是僧多粥少。
在日本的差別待遇下,臺灣人向海外發展,才能夠得到更好的機會來成就自己。
依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管理課長大田修吉在 1944 年撰寫〈海外に於ける本島同胞〉一文,發布 1943 年 12 月「海外在留本島人調」的結果指出,當時在華南有臺灣人 24,320 人,在華中有臺灣人 7,102 人,在華北有臺灣人 967 人,在滿洲有臺灣人 990 人,在蒙疆有臺灣人 23 人,總計共有 33,402 人。
除了中國,臺灣人也會至南洋發展事業,1916 年前後,有不少臺灣人前往經商。因為當時婆羅洲分屬英國、荷蘭殖民地,討生活必須克服種種困難,一方面靠日本勢力,一方面靠華僑網絡。臺灣人與許多閩南人和客家人往來都非常密切,加上當時中國抗日、抵制日貨,因此日本人在東南亞販售貨物,得靠在南洋的臺灣人協助運貨。
許雪姬進行中的歷史研究也發現, 1917 年大約有千位臺灣人遠赴北婆羅洲的橡膠園工作。因為日本人在當地有一個久原農場,聘請臺灣勞工至南洋做工,首次去還給安家費。不過去了才發現環境、疾病問題都是挑戰,大概一兩年之後,除了少數人留下,其他臺灣人便紛紛回臺。
旅券也能找到諜報戰關鍵人物!?
不只庶民生活,旅券資料也透露精彩的諜報戰故事。中日戰爭期間,臺灣籍民與國民政府、中共政權皆有往來。甫從臺中一中畢業的臺灣人彭盛木(原名彭阿木,後改名),先到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求學,後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軍統局指示下,彭盛木成功打入汪精衛政權,在周佛海旁擔任通譯兼秘書(當時臺灣人在中國最夯的職業)。暗地裡,實是間諜,負責竊取汪精衛與日本人談判的文件給予軍統局。
爾後東窗事發,彭被日本人關押等待槍決,因為脫出無望,相關情治人員已準備跳樓自盡。此時,彭盛木的妻子在周佛海太太協助下,進監獄探望彭盛木,用客家話對他說:「已經開始救人,千萬不要輕生。」
許雪姬表示,吳濁流的《台灣連翹》曾提及彭盛木的妻子找他幫忙,吳濁流想起她曾與周佛海太太去日本觀光,請她趕快去找周佛海太太,所以彭妻才說已經在救人。於是在周佛海的大舅子營救下,彭盛木最早被放出來,其他情治人員半年後才陸續出來。出獄後,彭盛木繼續諜報工作,最終仍被日本人殺害。
彭盛木妻子和旅券有什麼關係呢?許雪姬表示,沒有旅劵資料,無法知道彭妻名字,因此她猜想,彭盛木一家到上海,妻子必定也有申請。後來果然在旅券中找到彭盛木及妻子、母親、兒子的名字。「旅券可以讓歷史更完整,不然不確認彭妻名字,這段故事無法說服人。」
這時你應該想問:以前環遊世界,攜帶行李很麻煩?然而,日治時期旅遊寄行李可能比現在更方便。許雪姬舉例,林獻堂住臺中,要前往上海,他可以在臺中火車站寄行李,人搭車至基隆轉搭船出海,到了上海再憑票領取行李,不用一路自己扛。
儘管周到,旅券制度仍有漏洞。因為可能有人寫前往廈門,但跑到福州或南京,無法可管。所以原先應隨身攜帶以證明身份的旅券,後來演變成靠岸就得把旅券繳至最近的領事館,變相限制旅客同地進出。
1908 年後,臺灣人前往日本無需再申請渡航證明,要去幾次都可以。所以,腦筋動得快的臺灣人想省掉在臺申請旅券的繁複手續,會先前往日本,再轉至中國。許雪姬說:「這條是最大漏洞」,所以《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記載很多抗日份子都跑到對岸,但在旅券下付表中找不到他們的名字。迂迴渡航雖有懲罰機制,但是罰不勝罰,後來日本政府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旅券資料一筆一筆抄回臺灣
看似單純的旅券資料,蒐集與彙整過程其實比想像中艱難。日本外交史料館所典藏的旅券資料是作成微捲,使用者必須親自到館調閱微捲,再利用微捲閱讀機閱覽旅券申請的資料。
2005 年開始,許雪姬親自至日本一筆一筆抄寫旅券資料,她說,日本人很有規矩,「連抄寫的鉛筆還要指定,不能用自動鉛筆」。她說,資料不是模糊就是有錯字,或是日治時期的日文跟現在不太一樣。例如比利時,現在縮寫是「比」,但當時翻譯為「白耳義」,所以上面會寫「白」。若有人要前往東南亞小城,這筆申請資料同時會有申請人的中國名字、東南亞當地名字和英文名,許雪姬說:「這時抄寫才要瘋掉」。
後因主持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其中的「臺灣文史資源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計畫」, 2009 年起,許雪姬再帶領計畫團隊,改為複印方式,但複印一張是日幣 30 元,全印的費用也非常可觀。因此後來考量若在一卷微捲片中收錄臺灣旅券資料數量較多時,就改以複製買回整卷微捲方式,回臺灣再轉製成數位檔案,效果還比較好。不過,王麗蕉表示,有些旅券資料因製作微捲時就模糊不清,必要時,還是得回日本外交史料館拍原件,再放大比對。
建造最齊全的旅券資料庫
「為了讓更多人取用這些資料,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正在建置人名索引系統,目前已有近 20 萬筆。」許雪姬表示,臺史所檔案館已將複製回來的 1897 年到 1934 年 3 月的旅券資料,複印並裝訂成冊,開放各界到館查找與閱覽;而日本外交史料館於 2015 年再開放 1934 年 3 月到 1942 年的旅券資料,之後也會納入臺史所檔案館和後續要建置的數位資料庫中。
未來只要輸入名字,就可以看到當時臺灣人申請出國原因、目的地和出生年月日,甚至社會大眾也可以查找自己的祖父母在日治時期有沒有出國。
王麗蕉表示,旅券資料發展出的研究題目很多元,包括電影、農業、戲劇、繪畫等。
透過旅券資料,可看到日治時期臺灣人與國外交流的完整圖像。
原文出處 研之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