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第八章「補充問答」萬字全文

溫： 我不知道。不過因為黨政之分在經國先生(蔣經國)去世後就看得出來，但這也是各有利弊，反正也是過去的事了。不過話說回來，經國先生(蔣經國)當然知道自己的身體不好，但他絕不知道自己會死得這麼快，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劉： 據說經國先生(蔣經國)來台後有一些紅粉知己，能不能請你談談？

溫： 我不知道，因為那時候我根本還不在他的身邊。不是我不講，而是我真的不知道。

劉： 談談經國先生(蔣經國)與方良女士。

溫： 據我所知，經國先生(蔣經國)大體上還是很照顧家裡的。就我所見，經國先生(蔣經國)可說是沒什麼私生活，全部的私生活就是回家，不像從前那樣愛走到哪就走到哪，因為他的身份與地位已經不同。而且就我所知，他們夫妻倆感情很好，因為當初他倆年輕時，可說共過患難，試想一個對中國毫無印象的人，可以為了他而投入這個環境裡，真是不容易的事。所以老太太（蔣方良）的一生，真的也可說是坎坷到了極點，而且嚐盡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傷。

劉： 談談蔣家三兄弟與孝章。

溫： 經國先生(蔣經國)的四位兒女我都認識，但因年齡差距，所以也不是很熟。經國先生(蔣經國)對他的四個兒女都頭痛得要命。孝文很愛玩，過去我還曾經有種天真的想法，因為我覺得他交友不慎，而我自己還算是正派的人，故會想與孝文交往，進而影響他，讓他變成好人。但我後來才發現自己簡直是太天真了，因為像我這樣的人，他根本不願意跟我交往。他表面上對我很客氣，但是他喜歡的那套，我一定會勸他不要，兩人根本湊不在一起。空軍總部從前有個李姓總務處長，後來到基隆要塞當副司令，經國先生(蔣經國)對他真是恨之入骨，因為他一天到晚陪孝文去玩。其實這也是孝文自己不爭氣，別人要帶他，若不去，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事了。但是他禁不起引誘，天天花天酒地，最後因酒精中毒而休克，導致腦子缺氧，整個人就變成像白痴一樣了。

孝章是很好的一個女孩子，但是因為生長在他們那樣的家庭裡，有誰敢去和她約會呢？所以她一直很寂寞、孤獨。中學畢業以後，她被送到美國唸書，當時俞大維先生住在毛邦初以前的房子裡，孝章就寄住在他們家，而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當時已經結了婚，而且還有孩子，他居然還去引誘人家閨女，把人家的肚子給弄大了，問題當然就來了。據說，俞大維先生後來居然跪下來求他媳婦，要她成全他們俞家，和俞揚和離婚。俞先生在他自己的傳記裡，把自己寫得像個聖人一樣，其實他有的地方確實不錯，但有的地方卻簡直令人不敢苟同，像他求他媳婦那段，就沒寫在他傳記裡。其實我也不大原諒孝章，我覺得她媽媽現在這種情況，她就算再怎麼不願意回來，也該多回來陪陪媽媽，反正她的兒子也已經長大了。經國先生(蔣經國)最喜歡的孩子就是孝章，但她就是不回來，其實經國先生(蔣經國)對俞揚和的態度，也是人之常情。

孝武也和孝文一樣，我記得我在民國七十二年回來時，有一次華航烏鉞董事長請吃中飯，當時孝武也在場。只見孝武吃飯時也喝酒，但喝了酒後又把藥拿出來吃，喝酒吃藥是最不好的了，所以最後他也死在酒精中毒之上，老太太真是傷心。不料現在孝勇也過世，為人父母者之傷心，我想應是莫此為甚。

劉： 聽說孝勇先生曾賣軍火給馬來西亞？此事是真是假？

溫：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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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聯勤任內相關問題
劉： 在您聯勤總司令任內，軍中的武器及軍服曾否外銷？

溫： 這是個好問題。過去最主張外銷的是蔣緯國，可是經國先生(蔣經國)曾經下手諭：武器外銷不得由軍方自行決定，而要由國防部與外交部共同研究，然後呈報總統親自裁處。所以經國先生(蔣經國)原則上是不鼓勵外銷的，他認為外銷是營利，會給人家不好的印象，其實也有他的道理。所以我們的武器其實並沒有外銷，但贈予的卻很多。我們給中、南美洲國家（如巴拉圭等）的大部分械彈都是贈予的，甚至連 F-5 的老舊飛機也都一樣；我們也給過馬來西亞，至於新加坡、菲律賓等國據我所知則都沒有，軍服和武器一樣也都是贈予的。至於外頭傳說我們與伊朗有幾千萬元買賣軍火的錢出問題，那是蔣彥士的哥哥弄的，而且一開始就是個騙局，和軍方一點關係都沒有。

劉： 聯勤總司令與後勤次長的職權如何劃分？

溫： 聯勤基本上還是執行單位，後勤次長則是幕僚單位，是在後勤方面幫助參謀總長，也可以說是指導我們的，但不是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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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郝柏村有關之問題
劉： 外邊傳說您的聯勤總司令是丁守中違紀參選才被拿掉的，你自己認為有沒有這回事？

溫： 多少有吧！我自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發布延任至一九九〇年的六月底，但我只做了半年，丁守中的選舉就來了，我為此事還跟郝柏村吵了一架。參選那時（一九八九年，丁守中第一次參選立委），黨內要我支持趙振鵬，結果趙當選了。當時總政戰部的楊亭雲來找我談，我對他說：「我只是丁守中的岳父，不能夠叫他選或不選。就算他是我兒子，我也沒辦法干涉他。」楊亭雲一看不行，大概就跟郝柏村報告了，不料過了一個禮拜，郝就找我去了。我們兩個面對面，他疾言厲色地就說：「丁守中要違紀參選，你去告訴他，叫他退選。」這事叫我怎麼跟丁守中講呢？而我這個人就是這個硬脾氣，你要對我不禮貌的話，我也會跟你不禮貌，尤其是在單獨的場合裡（在開會時我還會忍著）。我覺得他跟我這麼熟，居然板起臉來跟我講這些話，他不疾言厲色倒也罷了，但他簡直是在訓我，所以我也很生氣地對他說：「總長，話不是這樣講，丁守中今天是違紀競選，但是競選方式開始時，黨裡提名是以票數多少來決定的，丁守中得的票數是第六名，黨裡連一些排十幾名的都提了，第六名的卻不提名，這叫丁守中怎麼不違紀競選呢？」而且丁守中當時違的是黨紀，而不是違法，所以我說：「總長，黨沒提他的名，而他還要競選，對黨來講是違紀，但卻不違法，這兩者是有不同的。今天別說丁守中只是我的女婿，就是我兒子在這種情況下決定要競選，我也沒辦法。」我倆談得很不愉快，自那次以後，他對我的態度也就變了，以前他跟我很熟的。爾後我就被調為戰略顧問，戰略顧問退了之後，就變成國策顧問。

後來事實證明趙振鵬是表現最差的立法委員，他在立法院根本沒有貢獻，唯一的作為就是打了兩次很有名的架。我倒是個好黨員，當初我要是用點人脈的話，或許還能幫丁守中一點忙，但我沒有。丁守中是靠自己的力量及良好的形象選上的，他一選上以後，第二天深夜郝的一個軍校同期同學周士富便把丁守中約去郝家促膝長談，那天郝居然對丁守中說：「我跟你岳父是好朋友，今後我們在一塊工作的機會很多，以前的一切就都不提，以後我們就要多合作了。」郝講這些話的目的，就是要丁守中在立法院上支持他，所以他出爾反爾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郝對鬥爭遊戲十分在行。在郝被任命為總長之前，汪敬煦原本呼聲也很高，因為汪的職位、學歷（南開大學）、與訓練都比郝高多了，所以郝便處處防著汪敬煦，有幾次他便想辦法不讓汪敬煦出頭，想辦法擋著汪敬煦。不過郝的竄升還是與經國先生(蔣經國)的身體不好有很大關係。

說老實話，郝柏村所帶的五個總司令中，只有陳守山比較圓滑，對郝什麼都不講，所以處得比較好，其他四個總司令（包括蔣仲苓、劉和謙、郭汝霖與我）都跟郝處不好，因為他實在太跋扈了。

劉： 可否談談所謂的「郝家班」？

溫： 郝在陸軍總部掌權時，經國先生(蔣經國)的身體已經很不好，經國先生(蔣經國)又不像老先生(蔣介石)那樣，過去老先生(蔣介石)是高高在上，生活於象牙塔中，要升哪個人，都是老先生(蔣介石)自己在那兒打圈圈，打三個圈的人才是正式發布的人，打二個圈的表示「今年不升，明年升」，只打一個圈的則表示「算了一不升」。這個行情是大家都知道的。而經國先生(蔣經國)因為身體不好，便授權下面的人去做，因此郝便嚐到權力的滋味。每個人都喜歡權，他當了八年總長後竟然還想再幹，就是因為他捨不得權。權能害人，所以也導致他最後的失敗！其實他如果能和李登輝合作，對他們兩個、對國家都有好處。但過去甚至連蔣仲苓、郭汝霖、劉和謙和我都跟鬧過，試想：像我們幾個當過總司令的人，自己辦公室的主任都要由他派人，那我不跟呆子一樣嗎？他的心態分明就是：「你的官是我給你的。」這種心理就和陳果夫先生當年控制各省人事一樣。陸軍總部作戰署署長出缺，郝也要派人，其實蔣仲苓當時心中另有人選，畢竟這是陸軍總司令部的幕僚缺。不過蔣仲苓也有有一手，他認為報的時候一定要由他報才行，於是他便把郝所提的人選擱置不報，報自己的人，郝若不准，他就把事情吊在那裡，一直讓原本的副署長代理職務，直到後來郝總算讓步。像郝這樣，真是一點也不尊重別人的意見。

劉和謙與郝有衝突，因此郝一有機會就把劉和謙給換了，換上自己的愛將。當初郝幹了八年參謀總長還不願下台，李登輝要給他一個參軍長的職務，他不願意；要給他當大使，他也不要，後來當時的國防部長鄭為元一看情形真是僵持不下，便向李總統表示願意退讓國防部長一職，成了國策顧問。鄭為元調了國策顧問後，沒多久又調了資政，這是很不尋常的一件事，可見他真的了不起。郝擔任國防部長後，他原本的參謀總長職務則由陳燊齡繼任。可是郝當了部長之後，立刻把部長辦公室原本的主任趙域與總務局長郭天佑兩個職務對調，因為郭天佑把郝侍候得很好，郝要他來為自己做一些私人的事情，便調郭天佑當部長辦公室主任，而讓趙域當總務局長。一般軍官都不願意幹總務局那些打雜的事，於是趙域便向郝報告，說他沒幹過總務局方面的事，可能不適任總務局長，不料郝竟回答：「你要幹就幹，不幹你就退休，我找別人幹。」趙主任沒辦法，後來就想辦法調到輔導會去。由這件事便看得出：郝這個人實在是很粗野。

但是郝為什麼願意讓陳燊齡幹參謀總長呢？陳燊齡這個人，是我們五個總司令中最弱的一個，所以都讓陳來幹總長，便可以隨心所欲地遙控。於是他便對陳說：「我接了部長是要管事的，所以你什麼事都要向我報告。」後來陳幹了兩年以後，說什麼也不願意再幹了，因為兩頭受氣嘛！當時彭孟緝先生跟我說，陳走了以後，他自己推薦了兩個人，那兩個人都是很優秀的，其中一個是劉和謙。在人事定局前，李登輝還特地把郝找了去，表示要找劉和謙來當總長，不料郝一聽馬上反對，然後向李推薦葉昌桐，李說：「我已經決定了。」郝便說：「這樣好不好？這件事先緩一緩，叫陳燊齡再繼續做下去。」李登輝說：「絕對不行，我已經決定讓劉和謙當總長了。」都沒辦法，所以劉和謙便上任了。劉和謙上任以後還禮貌性地去拜會郝，郝竟然對他說：「你今天來看我，我也沒什麼話好說。不過我要讓你知道，我保的是葉昌桐，我認為葉昌桐比你優秀得多。」試想：這像國防部長對參謀總長講的話嗎？

後來郝又當了行政院長。有一天他把國防部的人事司長楚慶，及次長找來，責備他們說：「我知道經國先生(蔣經國)在當副院長及院長時，重要人事異動都會事先向他報告，怎麼我當院長你們就不報了呢？」他們回答說：「報告院長，我們之所以送人事異動報告給經國先生(蔣經國)看，是老總統交待我們做的。可是現在的總統並沒交待我們要送人事異動報告給您看啊。」郝聽了以後，就責備他們倆這個不是、那個不是，人事次長被他這麼一責備，當場就在他辦公室裡昏倒在地，於是這件事便草草了事。從這件事便可看出：郝是多麼喜歡權的一個人。

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美國軍方顧問團認為我國將官太多，與士官兵不成比例，於是建議我們裁減將官。當時老總統把兩名國防部局長由中將降為少將，其中一個是總務局長，另一個則是史編局長。國防部修改編制的工作乃屬於聯五計劃次長室，所以郝柏村便叫了那次長來，要他修改編制，把原本被老總統註銷、降編的兩個少將均恢復原本編制，而且那兩個人到了次年還都升了職。更荒唐的是：三軍大學教官朱秉一一進來時便是上校，此人十分優秀，但沒升到少將就退役，不過他仍著便衣在三軍大學裡上課。不曉得怎樣，郝大將看中了他，竟要他回役，而且還給他升少將，底下的人都譁然。郝天天在講遵守規定，但他自己卻是最不守規定的人。等到都不當行政院長時，審計部便檢討郝的作法不合規定，最後非但叫那位少將退役，還要他把所拿的少將加給都吐出來。

郝家班的人馬，比較顯著的就是葉昌桐、果芸、陳堅高等人。陳堅高原本在國防部，自認是軍事學專家。民國七十幾年時，國防部要做登陸大陸的想定（假設），陳每個禮拜都要到三軍大學去指導有關人員如何想定。陳最大的敗筆就是他是陸軍，而不願意請教海、空軍人員，變成他怎麼講就怎麼寫，因而引起海、空軍人員的反感，因為他們認為陳講的是外行話，不切實際。我只記得每個月郝先生都會把我們幾個總司令與有關人員找去聽陳的想定，而且一搞就是老半天，我們也沒什麼意見，因為和他意見不同又會不愉快。我只記得他的想定都是憑空想像的，他說我們有兩千多架飛機可供反攻大陸計畫之用，但這兩千架飛機要從哪來？根本就是不切實際、閉門造車。所以後來這些想定也就不了了之。陳堅高是在副參謀總長任內升上將的，這都是郝柏村的私心。

很巧的是：我有個老部下也姓郝，是聯勤在南部一個診療所的醫官，三年前他兒子結婚時，他要我為他的兒子和準媳婦證婚，我當然不能說不。就在我們聊著聊著時，他突然間跟我聊起郝柏村，他說他看到郝柏村便敬而遠之，因為他在第一軍團當軍醫組副組長時，一天到晚都跟主官們一塊相處，當時郝柏村擔任第一軍團司令。有一次軍醫組組長有事請假，由副組長代理其職務，那天大家等司令來飯廳就座時，司令來了一看飯廳裡有隻蒼蠅，大概他那天情緒不好，便說：「把營務組組長找來！」找來代理的營務組長之後，郝二話不說，便給那代組長兩巴掌，那個人是哭著出去的。你想想看：他是現代的軍官，而且還是留美的，居然會有那樣的行為？

另外，我在香港碰到老同事韓克武，當初何先生在戰略顧問委員會時，他的叔父韓文源中將是何先生的辦公室主任。他提及：當初來台時，他們就在新店大崎腳蓋了一些眷舍給戰略顧問委員會的人住，郝柏村那時也住那兒，還擁有一名衛士。韓告訴我說：「我到今天都不會忘記，郝柏村對他的衛士動輒拳打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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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與何應欽有關之問題
劉： 聽說抗戰的時候，何敬公曾經貪污、走私，還利用滇緬公路走私鴉片，不知您有所聞否？

溫： 我覺得人都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就是喜歡講別人的壞話，而且凡是講別人不好的事情，大家都很容易接受，所以這裡面就有很多混淆不清的事。其實何家也算是共黨所稱四大家族之一，但今天他們在台灣過的生活卻不如孔家，假如說他過去真的有貪污走私，升活不會這樣。敬公是一個很忠厚善良的人，也是個規規矩矩的軍人，當初老總統利用別人來對付他，他卻從來沒有講過老先生(蔣介石)什麼。

劉： 您在何敬公身邊時，有沒有聽過他談到與桂系的關係？

溫： 他沒跟我說他和桂系的關係，但桂系的人我卻常見到，因為那時他們來找敬公，而敬公也必須要見，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更不用講。不過我在何先生身邊當隨從參謀，多少也知道一點，何先生跟他們是沒什麼私人往來的，在那時候，任何人要是與李宗仁多往來一下，老先生(蔣介石)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所以說這話對何先生並不公平。何先生是忠厚長者，不是個調皮搗蛋的人，而且還是很厚道的人。

何先生去世的時候，經國先生(蔣經國)會交代要把他葬在五指山，本來他們家兄弟何縱炎在北海墓園買了一塊地，何夫人去世時就葬在那兒，因為那塊地比較大。在何先生以一級上將的身分葬在五指山公墓之前，經國先生(蔣經國)也特別允許何夫人也移靈到五指山，與何先生合葬在一起。然而不料何夫人移靈一事遭到北海墓園有關方面極力的反對，因為他們認為墓園是只能進不能出的，但他們反對沒用，何家的人還是在考慮，我跟他們說：「你們別再考慮了，這可是國家元首給你們的特別榮譽耶！」所以後來何家的人也同意了，先把何夫人移靈到五指山公墓，之後再將何先生安葬於同一處。

劉：能否談談何敬公來台以後的貢獻。

溫： 何先生來台以後，就已經不在政治圈裡了。但據我所知，日本人對他還很尊敬，因為他曾擔任日本受降的我國代表，而且他過去也是日本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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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與孫立人有關之問題
劉： 有很多高級軍官認為孫先生並不冤枉，因為他搞小組織，您認為這正確嗎？

溫： 我認為這些話對孫先生不公平。因為孫先生是位卓越的將領，有人故意要造謠，就連他的部下來看他也說他是搞小組織。我覺得有些人對孫先生有成見，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抗戰時孫先生因打敗日本人，所以最出鋒頭，有些人便有了嫉妒心。第二，孫先生又是留學生，有人也不喜歡。第三，孫先生又非黃埔畢業，有很多人都直接或間接地跟老先生(蔣介石)講：「什麼人不能當總司令？為什麼要給孫立人當？」這種閒話很多。再加上孫將軍本人對這些都很不在意，講話又直率，一不高興臉上表情就顯露出來，所以很容易受到別人的陷害。我認為孫將軍是冤枉的，若他真叛國，就讓他接受軍法審判嘛，但卻沒有，表示他們心虛！

劉： 孫案後你沒連帶出事，當然是因為你與孫案沒有關連。但是否你岳父也給你很大的幫助？

溫： 我岳父對我根本沒有影響，我會沒事，是我祖上有德。孫先生雖然和我一樣都是 VMI 出身，但他從來沒有和我講過私人的事情，所以如果他們要辦我，那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問心無愧，因為我沒有做對不起國家的事。

我只能說孫先生是個不懂得政治的人。他脾氣急躁，不高興的事就說。除此之外，我覺得他真是個好軍人，也不貪錢，凡事都以身作則。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與短處，但是做為一個軍人，我覺得他的長處比短處多。老先生(蔣介石)在高雄登陸時問他：「你覺得安全不安全？」他說：「總統，有我在，絕對安全。」不管老先生(蔣介石)怎麼罵他，他對老先生(蔣介石)始終不錯。我認為他是最卓越的將領，他帶人也十分成功，這從他出殯時的景況就可以看得出來。我不知道是誰在整孫先生，但我知道不是陳誠，因為劉和謙當過陳誠的參謀，他曾和我提起過陳誠提起孫先生時的情形，聽說陳誠也是嘆一口氣，直說孫先生是國家的人才，卻落到這樣的下場，他也是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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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問題
劉： 請談談軍售與商售的差別。

溫： 我國軍售事務最了不起的，是當時有人認為我們已與美國斷交，軍售事務該怎麼辦？那時我想：「我們對美商購是沒有問題，但是商購只佔我們的一小部份，最要緊的還是軍售（military sales），而我們也可藉此與美國保持實質上的關係。」因此當我回國時，便向經國先生(蔣經國)提出與美保持軍售關係的必要性，否則我們與美國軍方面沒有正式聯絡的管道了。後來經國先生(蔣經國)便交代我們「軍售要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這句話對我國未來的軍售事務影響至大，因此一直到今天，我們與美方還維持著軍售關係。其實我看得出來，那時候美國人對我們的軍售要求一直採推拖的態度，因為無論是商購或軍售，主權都掌握在美國人手上，他們一直說：「你們可以去市場上買，不要找我們。」但我們絕不能夠走市場這條路，因為商人確實可以很快地提供我們需要的東西，但對於保持我們與美國三軍間的關係卻毫無幫助。過去我們國內總是為了這事在那兒爭論，而每次軍售到最後都是不斷催帳單，還得催貨。到最後美國人就問我們說：「你們是要東西重要？還是要帳單重要？」我們當然是要東西重要。美國人又說：「你們走我們這個管道，我們可以保證絕不會有花樣。此外，我們的價錢一定便宜。」所以我們自從與美國斷交到今日，十幾年的時間中，還能與美方保持這麼密切的關係，就是靠軍售。

我們與美國人的關係就是這樣，他說要商購，我就商購；他說要軍售，我們就軍售；他想擺脫你時，就叫你去商購。過去在斷交時，美方曾對我們說過半開玩笑、卻也半真的話，他們說：「我們現在不要政府對政府（government to government）的官方關係，而只想保持人民對人民（people to people）的私下關係。」我方人員聽完氣得要命，卻只能自己在背後講：「人家不要肛門對肛門（government 的諧音），只要屁股對屁股（people 的諧音）。」這個當然只是笑話，但從中便可看出我們對美軍方關係，還是得極力維持住的無奈。所以後來我們的軍方人員還是可以到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去，而且一直沒有斷過，但是外交部人員卻自斷交以後便進不去國務院了。一直到今天，我們的對美關係還是這樣。國際關係並不像兩人吵架，你不理我，我就不理你，不能這樣。美國人可以不理我們，可是我們卻不能不理他們！

我對美軍的制度化十分佩服，人家做什麼事都有制度，而且人絕對不能改制度。外國人常說：「自由與民主若無法律與秩序，則意味著混亂。」而我們有些事做得不好，就是因為主政者常以自己的意思更改制度，人人都要符合自己的方式，根本沒有法制可言。所以現在黑道漂白的情形很多，一堆立法委員、議長都尾大不掉，根本都動不了。葉明勳便曾說：「民主而不守法，其國不亂者幾希？」他這個人很正派，我很佩服他。就拿江南案來說，我們真是窩囊到了極點，還賠了錢，而且錢復還用了個「人道恩慈金」的名義，真是一大敗筆！為甚麼政府不打官司呢？錢一拿出來，不就等於承認自己錯了嗎？這明明就是汪希苓自己叫人去殺人的，跟政府毫無關係，政府為甚麼要負這個責任呢？還美其名為「人道」，把人都打死了還叫人道嗎？所以錢復這個人實在是個小官僚，魯肇忠就曾和錢復吵了一架，錢復在當代表時便奏了魯肇忠一本，所以魯肇忠就被調到英國去，後來又到了比利時，然後才回來。魯肇忠這個人官做得不錯，結果被搞到現在完全沒官做，這對他實在很不公平。白狼說江南是經國先生(蔣經國)下令去殺的，更是子虛烏有的事！

劉： 是不是「軍售」代表兩國有邦交？而「商售」代表兩國無邦交？

溫： 你這句話很有意思。也許也可以這樣說，但有時候倒也不一定。因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軍事採購單位會有往還，有的時候是軍售的他們也要我們商購，因為美方要淡化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軍售關係。不過我們雖然和美國已經沒有邦交，但彼此之間還是有軍售關係，而且軍售往往都比商購來得便宜。所以和美方斷交以來，總統便交代我們和美方的軍售要制度化，要建立一個雙方都同意的採購模式。由此我們才每年固定舉行一次軍售會議，一直維持到今天，如此我們才能與美方的武器採購有所接觸。

劉： 談談陸、海、空軍的階級差異問題。

溫： 過去我們空軍的階級比陸軍高兩級，而海軍的階級則比陸軍高一級，我覺得這在西方觀點來看是十分不合邏輯、且十分不妥當的。如此一來，陸軍階級根本就不值錢了！老實說，我不是批評老先生(蔣介石)，但是由蔣夫人擔任航空委員會的秘書長，根本是不對的，她根本不是軍人，何必要兼這種職務呢？她可以擔任一些榮譽的職務，但是不應該佔著有實權的職務。這是我個人對陸、海、空軍的一些看法和感想。

為此，有好一陣子熊恩德和蔣緯國兩人就半開玩笑地幹上了，因為熊恩德是空軍的上校廳長，而蔣緯國是陸軍的少將副廳長。有一回蔣對熊說：「你怎麼不向我敬禮啊？」熊說：「我不用向你敬禮，我是廳長啊！」蔣說：「可是你是上校，我是少將。」熊說：「我這個上校比你高兩級，所以我等於是中將，你還應該跟我敬禮呢！」所以先總統讓空軍比陸軍高兩級的想法，根本不合情理，只會徒然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有一回先總統發表一個上校去當師長，卻又不升他當少將，結果這個上校前去佈達的時候，副師長是個少將，那麼兩人見面時，應該是誰跟誰敬禮呢？幸好那個副師長來了個權宜之計，把自己的少將拿下來，戴了個上校，免除了兩人見面時的尷尬。我們軍中天天講階級觀念，但是卻都不尊重階級觀念。其實在這裡有兩種措施可行，第一：既然給他當了師長，給他萬把人帶，那麼就升他嘛！假如有某種原因不能升他，那麼還有第二種措施，可以把那個少將副師長調到有少將的師去，或是把某個單位的上校副師長調過來也可以！

劉： 您對維吉尼亞軍校招收女生有何看法。

溫： 報上刊登我的母校開始要招收女生，我就不禁回想到一九七六年美國參議院通過一個議案，規定三軍軍官學校要收女生，既然上面有規定，他們當然只好服從，但是效果如何沒有人知道。

現今女權擴張，在任何一個公開場合反對女生進入官校，就是一種落伍的表現，也是一種政治自殺，所以根本沒人敢這麼做。但是讓女性進入官校的效果當然不好，像最近就有個例子：美國一艘航空母艦巡弋年把回來，艦上就有幾十個女兵大了肚子。這事發生在航空母艦上還好，試想：要在陸地上打仗時行嗎？許多人都反駁說：以阿戰爭的時候，有好多女兵也都去了。但在以阿戰爭中，女兵根本都沒有上短兵相接的戰場。另外在飛行方面，女兵都是一步步來的，今年先飛訓練機，訓練機嫌不夠就飛運輸機，運輸機也嫌不夠時，就要求飛戰鬥機，飛了戰鬥機之後，結果便砸了一架。砸了一架後，空軍部所發的消息也很有意思，他們馬上說：「經過調查，那並不是飛行的錯誤，而是機件的錯誤。」反正就是避重就輕地帶過。我們的空軍官校飛行員現在也要有女性飛輕型飛機，海軍陸戰隊也有一個營長是女性，弄得好像是他們的招牌一樣。講不好聽的話，這樣的做法根本就是做秀。美國現在荒唐到陸戰隊還可以升女性中將。

維吉尼亞招收女生也是不得不的措施，因為它拿的是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錢，不得不遵守聯邦與州政府的規定，否則可能就會短少一大筆經費。我們還曾經想了個辦法向州政府打馬虎眼，給隔壁的女校五百萬元，要他們成立一個維吉尼亞女校（VMI for Woman），但女生不到我們這邊上課，跟我們這邊沒有關係。

劉：請談談來台後的兵器更替。

溫： 三十八年政府來台時，部隊的武器破破爛爛。拿砲兵來講，武器都是零星破舊，也接收了一些日本時代的部份武器。那時只有砲三團與砲八團才有完整的一〇五砲可用，其他砲兵團的砲都不完整。當時六十七軍砲兵營共有四個連，其中包括一個營部連及四個戰砲連，戰砲連中有一個連是用小型的美式七五山砲，另一連用日本的三八式野砲，還有一個連用九一式榴砲，最後一個連則用九四式榴砲。一看就知道，這四個連用的是四樣口徑的砲彈，要真打起仗來，根本誰都不能幫誰。而砲十團用的則是一五五砲加別的砲，砲十三團與十四團更不用說了，用的是美式的四二迫擊砲。此外，我們全營裡只有一部卡車，所以砲彈根本連拖都沒辦法拖，可見軍隊裡的設備真是破爛不堪。

直到顧問團來的第二年，我們才真正開始改變軍隊裡的裝備，步槍都換成三〇步槍，機關槍也都換成布朗寧的機關槍。此外，由於基隆、高雄與馬公三大要塞的官兵都是固定不動的，所以素質往往較差，為了要平衡這類較差的官兵素質，首先需把要塞取消，官兵併入其他團裡，把軍砲兵打散成師砲兵，再把實力較強的獨立砲兵團編入每個軍裡，仿造美式作法，改名為砲兵指揮部。換句話說，原本的軍砲兵成了師砲兵，而獨立砲兵團就成了軍砲兵，而且每門砲一定要有一輛專屬的車子。這是很大的一項改進！

當時我們與美軍最大的不同處乃在於：以美軍當時的編制，師砲兵指揮官的地位比步兵團長來得高，美軍步兵師的師長是少將階，副師長則是准將，砲兵指揮官也是准將，至於其他的三個步兵團長便都是上校。我們則不然，我們的師砲兵指揮官還是上校。

爾後又成立了裝甲兵，不過我們的裝甲兵實力不強，飛彈部隊更是直到民國五十六年後才成立。

步槍一開始用的是三〇步槍，後來我們自己的兵工廠也開始比照比利時 FN 公司做半自動步槍。卡賓（Carbine）槍因為較輕，殺傷力較差，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了。

劉： 談談您的子女。

溫： 我共有子女兩名。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結婚後，我的兒子溫子儉便在次年八月底出生；我第二個孩子子苓是個女孩，她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出生，兩個孩子相差三歲。一九七一年我調職美國時，我兒子高一，女兒初一。兒子小時候唸的是復興小學，後來又到天主教光仁中學就讀；女兒小學也唸復興，中學唸金華女中，但只唸了一年。

兩個孩子跟我到了美國以後，兒子在語言上遇到的困難較多，女兒好像比較容易，靠著看電視英文就學得很好（她剛去的時候一句英文都不會講）。不過女兒的學校倒很好，因為她初到美國時唸的是初二，學校找了個台灣來的美籍女孩坐在她旁邊輔導她，所以她的語文能力沒有問題。

我向來對兒女都一樣，從來不會干涉他要唸什麼學校，只要有學校要收他們就可以。因此我兒子高中畢業以後，我就問他：「你以後要幹什麼？」他大概也受了我的影響，便說他要當軍人。而他也沾了點便宜，因為祖父與父親都是維吉尼亞畢業的，因此他抱著雄心萬丈便進維吉尼亞軍校就讀。但是他去的時候很高興，但在裡面待了一個月之後就不對勁了，總說：「裡面那麼苦，天天規定這個規定那個，而且動不動就受處罰。一下這個不行，一下那個不行，都是不行。」但我跟他說：「你既然進去了，就努力繼續唸嘛！」我知道他始終不是軍人的料，所以他畢業出來以後，他要做什麼我也隨便他，於是他就到西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唸了一個工程碩士，第二年又到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又唸了一個工程碩士，所以他是雙碩士（double masters），書唸得還算過得去。

他修完兩個碩士學位以後，我又問他：「你準備怎麼樣？未來有沒有什麼計劃？如果要再唸，我會供你唸；如果你不唸了，那就要找事做了。」他說：「我不想唸了。」我說：「好，你不想唸我也不勉強你，那你就找事做吧。」他說：「好，我去找事做。但是我不要靠你，我要自己去找。」後來他找是找到了，但都不盡理想，所以我還是拉了他一把。他在美國一待就好幾年，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回來結婚。

我女兒唸到高中畢業以後，我就問她：「妳要繼續唸大學吧？」她說：「要，我想唸音樂。」那時候她才開始學鋼琴，另外還學笛子，我們替她找老師，也花了不少錢。她高中時在學校的樂隊始終排名第二，所以每次表演機會都是別人的。可是有一次，排名第一的女孩子拿驕，所以老師就把表演機會給了我女兒，結果她表演得還不錯，同時也引發了她的興趣。因此我問她大學要唸哪裡時，她便說：「我要唸好學校。」於是還沒考試，我就先帶她去看看學校的環境，首先去看著名的曼哈頓音樂學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這個學校與茱莉亞音樂學院並駕齊驅，但我到那個地方一看，心就涼了半截，因為那裡屬於黑人區，以美國話來說，等於已經到 jungle（叢林）裡面去了，所以後來我就沒讓我女兒去那裡唸書。我們去看的第二間學校是 Peabody，這在美國也是一所很好的學校，要當場考試（演奏）才能進去。考試那天，我們開著車送我女兒去，但我一到那學校一看，心又涼了半截，因為也在黑人區。在黑人區很容易出事，可是學校方面管得很嚴，校園裡都有警衛。我女兒在考進去之前，我常開她玩笑，所以她常擔心自己究竟能不能考取。考試那天，當教授們在聽學生演奏時，我在外頭隔著玻璃窗往裡看，那時我發現考試委員裡有一個人似乎是關鍵人物，而那個人在我女兒演奏時笑瞇瞇的。後來我女兒考完出來時十分緊張，我就告訴她說：「山人自有妙計，妳一定十拿九穩。」她說：「真的？你怎麼知道？」其實我也是猜的，但考試結果出來以後，她果然真的考取了。

我女兒唸書的過程一直很順利，在美國唸音樂學院很吃力，而且音樂學院的學費較高，又是小班制的教學，一個老師對一個學生，所以難度很高。我女兒也十分有趣，她在那兒唸了兩年半的碩士，在音樂方面唸到碩士大概就是到此為止了，要唸博士的話，除非是要唸理論，否則是很少的。講到這我就想到：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都是以博士學位為最高目標，在美國根本只有少數的職業（例如教授、醫生、實驗室研究員等）需要博士學位。

我女兒倒是蠻有志氣的，也很獨立，她畢業後我問她：「妳想要幹什麼？」她說：「我要回台灣。」我說：「好。其實妳不回台灣我也不反對，但是妳要回台灣我很贊成。」於是她就一個人回來了，我們還給她錢，讓她自己租了一間小公寓住。她回來後就一直在東吳大學教書，也在實踐家專兼課，原本也在政工幹校教書，後來因為太遠了，所以就沒教了。我女兒自己教鋼琴後，我才知道教鋼琴收入頗豐，學的人很多，而且每個都是一個鐘頭一千五百元。

我女兒回國後，我們也都很關心她的婚姻問題，但又不好常問。她前後遇到幾個男孩子，頭一個是人家給她介紹的，那男孩子是保力達 P 藥酒的少東，家裡十分有錢。雖然他對我女兒很有興趣，但我女兒一聽到他的家世就有點不帶勁，覺得那個人好像拿錢來炫耀一樣，所以就對那男孩說：「你家裡是很有錢，但我不要你的錢。」因此那男孩第二次約我女兒出去，我女兒就不去了。

後來又有人給我女兒介紹了一個內地人，是在銀行裡做事的。介紹的人還跟我女兒說：「這個人有 PR。」他不講 PR 還好，一講 PR 我女兒就煩了，她說：「PR 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家裡沒有任何一個人有 PR，當年我在採購團時，要是有人有 PR，我馬上就要他們把 PR 拿出來，我說：「你們不能夠腳踏兩條船，政府官員怎麼可以有 PR 呢？」於是這個又不行了。

後來，我們對門鄰居錢漱石先生的女兒，為我女兒介紹丁守中，錢先生的女兒與丁守中是美國劍橋哈佛同學。當時丁守中是窮教授一個，但我女兒和他見了面後卻彼此很對頭，後來我女兒便嫁給了丁守中，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丁世傑，前陣子為了在泳池救同學，腿還受了傷，差點成為殘廢，醫生說再晚十分鐘就沒辦法救了，幸好最後還是保住了他的腿。所以這孩子還真是很厚道，現在他已經可以蹦蹦跳跳了，但腿上卻留下了一道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