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父親的生日，我給他寄了頂川普MAGA的紅帽子，他一直都收著沒戴，2019年，我把那帽子帶回了美國，還把他當老人長青會會長的帽子也拿走，因為他走了。這兩頂帽子，都有政治意義，我和他一輩子講最多的事，也是政治。在守喪的期間，他的朋友，我們叫阿財叔，來上香，看著他雖老，但清瘦很有精神的樣子，就問了他的公司如何。阿財叔說他還在做，規模一直都不大，但東西都賣給日本人，走精密工業路線，七十幾歲了還在工廠，一邊做，一邊傳承。阿財叔和我爸，就是我的政治啟蒙。就是他們，在我小學的時候，一本一本地把黨外雜誌買回家，林正杰、李敖、陳水扁這些名字，就是那時候開始認識，同學在看漫畫，我在幹譙國民黨，因為我爸和阿財叔他們都在幹譙國民黨。
初二的時候，蔣經國死了。我們學校的學生，被動員去送喪，電視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黑白的。蔣經國在美國和黨外的壓力下，同時進行了本土化和民主化，但蔣經國對我家最大的影響，是他的經濟政策。台灣的經濟起飛，是蔣經國放棄蔣介石「復興基地」路線，開始建設台灣後才開始。父親上初中的第一天就把書包丟了，阿公因此不讓他讀書，身為長子和長孫，自己知道有責任，所以上台北當學徒。父親一直都對世界抱有好奇心，沒上初中，但他想要做生意，賣東西到外國那種，所以晚上自己去學日語。老闆有個女兒，經常要父親踩三輪車接送，說巧不巧，她也去同一個地方學日語。一個學徒仔，哪敢和老闆女兒當同學，於是就不學了。後來沒做出口生意，但是他對語言還是充滿好奇心，自己經常土法鍊鋼，唸著可怕的英文。有天和我大聲宣告他的發現，難怪人家說ABC，就是American Baby Chinense！
後來他入伍，八二三砲戰已過，沒有立即上戰場的威脅，但空軍當兵要三年。退伍後，父親開始創業。他的腦子永遠在動，一直在想賺錢的點子，連我已經在美國當教授了，他還是在想怎麼樣可以讓我賺多一點錢。農家子弟的長子、長孫，不能不挑起賺錢的責任，責任擔當久了，就變成了習慣。但他創業失敗了兩次，賣美國人嬰兒床也許是好生意，但他沒有做起來。創業失敗欠了一屁股債，但沒有退路，只能再試一次，後來在田老闆兒子的牽線下，開始在林口火力發電廠包工程，一舉成功。是的，許多台灣小朋友、大朋友也許聽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這些國民黨的土地改革，但你們有看過真正的佃農和地主(田老闆)嗎？所以，父親不但是農家子弟，還是佃農出身。但蔣經國的經濟政策，和美國市場掛勾後的經濟起飛，才是父親可以真正脫農的原因。從田老闆那邊分來的土地，一直到我上台北唸高中，都還在種水稻。高一暑假，我還被抓差去水田裡除草。那種肢體勞動的活，哪裡是人過的生活？我心想。
父親雖然已經沒有在台電包工程，但生意越做越大。有一年，母親突然說，我們應該真的發了，「今年中秋節送我們月餅的人，比我們送出去的還多」。農家子弟的長子、長孫，事業成功後，忙不迭地把工廠蓋在老家附近，回饋鄉里。1980年代的台灣鄉下，和十八世紀的華盛頓、傑佛遜住的維吉尼亞也沒什麼兩樣，當你成為地方士紳，那就是開始參與地方政治的時候。父親當了我們小學的家長會長，因為他的同學裡，他工廠最大。一輩子沒有公眾演講的經驗，因為小學運動會要致詞，他花了一整晚在鏡子前演練。講什麼我當然忘記了，但他結尾的一句台語，「不要讓別人笑我們是軟腳蝦」，笑翻了全校小朋友，因為那是一個在公開場合不能講台語的年代。父親後來一路參與地方政治，藍綠通吃，鄭文燦叫他阿叔，父親七十大壽的時候，陳根德還和我講他兒子的事。
蔣經國開放地方選舉，主要目的是收編地方派系，拿經濟特權，如公車的獨家經營權，來換取地方派系的政治支持，給國民黨統治正當性。吳伯雄家的桃園客運，就是我們鄉下地方的唯一交通管道，壟斷的生意，他管你品質好不好，所以桃園客運人又多，班次又少，又不準點，也沒有冷氣，錢都進了吳家口袋，很奇妙的是，獨家經營權被廢棄之後，巴士不但有冷氣了，班次還變得相當多，也沒聽說誰虧錢。蔣經國就是這樣養地方派系。但地方選舉一開放，就不是國民黨穩贏的事，停電倒票要把許信良的縣長做掉，也許就是父親和阿財叔的政治啟蒙。
商人之間有許多往來，父親和幾個青年創業家，自己組了一個小團體，固定吃飯。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場合，他們開始講起了政治，開始討厭起國民黨的不公不義，原本在白色恐怖時期知道的事，慢慢開始拿出來講，他們之間，誰沒有父叔輩惹上國民黨的麻煩？然後，這些青年創業家，因為生意，或是出於好奇，開始出國了。父親第一次出國，就幫我小學老師在日本買了個電鍋。這一出國，就不得了，國民黨把人封閉在台灣，整天給你宣傳國民黨的功蹟，但商人一出國，就了解國民黨一直是個屁，然後他們就開始懷疑這個政治制度，開始討論他們應有的權利，於是他們去聽黨外政治人物的演講，黃信介、康寧祥這些人，民主香腸一根一根的買，黨外雜誌先是在書局偷偷地問，後來就明目張膽地看。小學老師看到我在看，叫我要小心，但他也沒有怎麼樣，因為我爸是家長會長。
你說，我怎麼可能支持國民黨？1994年，陳水扁選市長的時候，我已經在台北唸大學，開票晚上我在競選總部聲嘶力竭地和滿滿的人潮一起歡呼，結束後，在清潔隊來收拾前，我幹走了一個「快樂、希望、陳水扁」的旗子，父親在家裡看到旗子，笑出來，「怎麼會有這個」。1996年台灣人第一次選總統，我討厭死李登輝，因為他是國民黨，他還是黑金政治的推手。民主化和本土化，對我來說，都是重要的，清廉也是重要的，而國民黨什麼都不是。當然，父親的角度不是那麼黑白一刀切，他沒有像我一樣討厭李登輝。後來在2000年，我又投了一次總統票，差點就被國民黨恐嚇成功，「只要阿扁當選，中共一定打過來」，一度考慮投給連戰，還好理智戰勝一切，沒有留下人生的污點。我之後就來了美國，再沒親身參與台灣的政治。父親還是保持好奇心，康寧祥的首都早報和李敖辦的報紙，他都是搶先的訂戶。後來的蘋果日報，當然取代了他的中時。也是在蘋果日報，他第一次看到我寫的文章，他當然沒有評論我的文章，但我想他是驕傲的，因為親朋好友都看到他兒子的名字在報紙上。
民主開始正常化後，政治就是每天的娛樂節目，而對我父親而言，當然是比一般人介入更多。我也不知道他要給民進黨多少贊助，像鄭文燦這樣的政治人物才會來我們家走動，而我也始終搞不懂他這個鄉下小孩重鄉里感情的心態，為什麼只因為人家是姓陳的宗親，你就可以不管他的政黨屬性？他在病床的時候，蔡英文的第一任碰到很多困難，蘇貞昌當行政院長，我對蔡英文有很多批評，但他沒什麼評論。住院沒幾天，他就走了。我回到美國，他很久都沒來到我夢中。快要週年的時候，我生活碰到一個困難，卡住了。父親這時候就來了，我們在夢中討論去機場的事，我抱怨，我要怎麼去？他說，「好啦，我會給汝載」。我高中和大學的時候，天天坐機場巴士回家，三不五時就會在車上睡過頭，一路睡到桃園機場，總是要找公共電話打回家，都是父親接的電話，「我去載你」。當他在夢裡說會來載我之後，我碰到的困難居然就解決了。
2020年總統大選前一天，我坐飛機回台灣參加他的週年骨灰入塔法事，算是回應他會來載我的承諾。在飛機上，隔壁一對外省老夫婦，看我用美國護照入境，好心提醒我，如果要投票，要用台灣護照。我謝謝他們，「但我不是回去投票的」，我沒說的是，蔡英文不差我這一票，是韓國瑜才需要你們這兩票。有我父親的教養，我一輩子都不可能投給國民黨。
2026年寫於美國父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