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台電日籍技術人員留用與遣返的動態交接深度報告
本報告歷史語境與用詞說明
•「中國大陸」統一修正為戰後初期官方與民間通稱的「大陸」。
•「中文化」一詞，潤飾為當時政策核心推行的「中文與國語化」，比較切合歷史實況。
前言：數字背後的歷史公案與流動剪影
在近代台灣史與台灣電力公司的史料記載中，關於戰後初期（1945年至1949年，特別是二二八事件前後）台電「留用日籍工程及技術人員」的精確人數，長期以來成為歷史愛好者與數據考證派激烈爭執的焦點。文獻中一會兒出現「3,000人」的龐大團隊，一會兒又出現「近400人」的核心骨幹；到了二二八事件前後，數字又劇烈變動為「40餘人」、「100多人」甚至「205人」。
這些看似充滿矛盾與衝突的死數字，往往讓後世讀者陷入歷史的迷霧中。然而，若將這些數據放回當時政局動盪、政權交替的動態錄影帶中，並輔以國史館纂修歐素瑛、陽明交通大學洪紹洋等學者的權威檔案研究，以及第一位台籍電氣工程師朱江淮先生的回憶錄，我們便能剝開洋蔥，徹底解構這段歷史公案。這並非統計上的懸案，而是一段隨著政治風暴收緊、技術全面交接，日籍技術人員從「全身血肉」到「核心大腦」，最終在歷史舞台上「精簡清零」的動態流動交接錄。
第一章：被歷史掩埋的集體心聲——「志願留台」的43%與陳儀的鐵腕禁令
要理解台電日籍人員的留用，必須先還原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在台日人的真實心理集體圖像。
根據國史館纂修歐素瑛老師在〈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等系列論文中的核心檔案揭密，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在台51年的殖民統治。國民政府隨即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由陳儀出任行政長官，準備前來接收台灣。在總體接收作業正式啟動前的11月1日，台灣總督府應行政長官公署之要求，在全台日僑內部進行了一次極為罕見的「日人歸國志願調查」。
這次調查的結果令人震驚：在當時在台的32萬多名日本僑民中，竟然有高達14萬多名日人（約佔總人數的43%）在志願表中勾選了「渴望繼續留台」。這項數據徹底打破了後世認為「戰敗日人皆歸心似箭」的刻板印象。這群日人（尤其是出生在台灣的「灣生」以及長期在電力、鐵路、土木、農林領域工作的技術官僚與工匠）對台灣這塊土地已產生深厚的情感，在面對未知的戰後日本本土饑荒與重建時，他們更傾向留在熟悉的台灣繼續奉獻專業。
然而，當時的政治風向正全面朝向「去日本化」與「中文與國語化」邁進，國民政府的最高方針是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將日人悉數遣返回國，以消滅日本在台的潛在勢力與政治影響。
歐素瑛老師在研究中指出，1945年8月的政務會議中，陳儀最初的用人態度極為強硬與鐵腕。陳儀當時甚至親自下達了嚴厲指示：
「除臺灣大學各研究所、各醫院及氣象局可酌予留用日人外，其餘應儘量遣送，尤其銀行絕對不准留用。」
陳儀的初始構想是乾淨俐落、不拖泥帶水地將日本勢力全面清空。但歷史的諷刺之處在於，冰冷的政治意識形態很快就被殘酷的現實狠狠擊碎——那就是戰後台灣近乎「心臟停止」的癱瘓供電系統。
第二章：破格的特許——1945年底台電「接收搶修期」的全身與大腦（3,000人 vs. 400人）
1945年秋天的台灣，正處於一片黑暗之中。
在二次大戰末期，作為日本帝國南進基地的台灣，遭受到了盟軍極為猛烈的戰略轟炸。由日治時期「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所建構的發電與輸電網路，在美軍炸彈的洗禮下幾近全面癱瘓。全台最大、引以為傲的日月潭第一發電所（門牌潭發電所）及第二發電所遭到重創，變壓器炸毀、超高壓輸電線路斷絕、各地的火力與水力發電機組千瘡百孔。
當國民政府機電接收小組以及第一位台籍電氣工程師朱江淮先生等人步入台電會社大廈時，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大陸技術人員尚未完全前來接手、台籍技術人員出現嚴重斷層的極端困境。如果此時完全執行陳儀的「限期全體遣返」鐵腕政策，台灣的工業將無法復工、民生用水無法抽水、城市將永遠陷入黑暗，剛剛接收的台灣社會將直接面臨崩潰。
為了維持現狀、使「事業不停頓、生產得以維持」，台電技術管理層被迫打破陳儀的禁令，向行政長官公署及行政院極力爭取「特許徵用」日籍電力技術人員。這便迎來了台電留用日籍人員的第一波最高峰（1945年底至1946年初）。
這也就是後世「數據爭執」的第一個分水嶺。根據台電官方歷史與朱江淮先生的回憶錄統計，此時台電在全台各地名義上登記、留用的日籍員工總數最高曾達到約3,000人。若要平息考證派的執著，就必須引用檔案學上的職稱與功能分類，因為這3,000人絕非全都是穿著白襯衫、在辦公室裡畫設計圖的「高級工程師」。
當時的人員結構可以細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撐起運作的「全身血肉」，總數約3,000人：這包含了日治時期的常雇員、傭人與現業員，他們散佈在全台各基層配電所、變電所、大壩機房，負責攀爬電線桿、接線路、操作開關等勞務與基礎運轉工作。
•第二類則是負責運籌的「中樞大腦」，人數在近400人（約300至400人）之間：他們是具有日治文官編制（奏任官、判任官）的正式「技師」與「技手」，也是掌握核心水力發電、超高壓變電設計圖、大壩結構修復計算的靈魂人物。
此時，以朱江淮為核心的台籍精英與技術接收團隊採取了理性的務實策略：由這近400名日本核心大腦提供技術指導與圖紙密碼，帶領著基層日籍員工，並緊急召集台灣省立台南工業專科學校（今成功大學）、台北工業學校（今台北科技大學）的台籍學生，共同組成了一支跨越族群與地域的電力敢死隊，全台奔波、日夜搶修。
在這段被朱江淮先生稱為「捨石精神」的歲月裡，這群龐大的日籍技術團隊與台籍、大陸精英並肩作戰，僅用了短短5個月的時間，就讓台灣全島恢復了80%的供電。這份「3,000人」的基層與技術洪荒之力，才真正構成了戰後台電復員的全身血肉。
第三章：外交博弈下的退潮——1946年底「大遣返政策」與美方魏德邁的限額令
然而，這群日本技術人員在台灣的「特許蜜月期」並沒能維持太久。隨著全台電力系統逐步穩定，國際外交局勢與國共內戰的爆發，讓留用日人的政策迎來了巨大的轉折。這也是歐素瑛老師研究中極為精采的中美外交博弈內幕。
二戰結束後，美國在全世界的亞洲戰略布局中扮演著絕對關鍵的主導角色。當時負責中國戰區的美國魏德邁將軍（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從地緣政治與軍事安全的角度出發，對國民政府在台灣大量留用日籍技術人員的作法，始終抱持著極度懷疑與強烈保留的態度。
魏德邁將軍在官方備忘錄與數度洽商中，措辭強硬地指出：
「在台灣與大陸留居任何敵軍（日軍）皆甚為不智。日人可能秘密在各地（特別是在日人曾長期佔領的台灣、東北）從事規復日本勢力的地下活動。欲免除此項危險，美方堅持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將絕大多數日人速遣返回國。」
這項來自美方的外交壓力是致命的，關係到後續的遣返物資。因為當時台灣日僑要集體遣返回國，必須完全仰賴美國海軍提供的運輸船隻與後勤物資支援。美方直接提出了死線：以1947年1月1日為最後一批遣返之期限。
這導致了中美雙方關於「留用總人數」的激烈拉鋸數字戰。美方最初底線是魏德邁堅持全台灣只能留用日籍技術人員1,000人（連同家屬共5,000人）。對此，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緊急向南京行政院申訴，強調台灣產業機關繁多，各部門重要技術若無日人，根本無法維持現狀，據理力爭要求暫時留用日籍技術人員7,000人（連同家屬共3萬5,000人）。經美方數度談判，最終妥協折衷出一個限額，決定再扣減五分之一，以全台總留用日人家屬不超過2萬8,000名為限，最終實際准予登記留用的日人總數為7,139人。
根據歐素瑛老師梳理的官方檔案，這7,139名全台留用日人中，有著極為精確的產業類別比例分配：
•農林工礦類：留用最多，高達 58%。
•交通通訊類：居次，佔 17%。
•衛生地政警察：佔 10%。
•金融財政人員：佔 9%。
•學術研究人員：佔 6%。
1946年底：台電走向「精簡流動曲線」（40幾人至100多人）
隨著這波美方緊盯的「第二期大遣返」在1946年10月至12月鋪天蓋地展開，全台灣的留用日人經歷了毀滅性的縮編。到了1946年底，因為部分工作已由大陸來台人員或本地台籍畢業生接替，全台灣留用的日人總數從7,139人暴跌至僅剩917人（連同家屬共3,558人）。
這項宏觀數據直接解開了台電在二二八事件前夕的數字懸念。當時台電配合整體政策，將絕大多數基層日籍員工解職遣返，只留下了最不開不可、非其大腦無法運作的幾座核心發電廠（如日月潭第一、第二發電所）的「特許高級工程師」。此時，台電留用的高階核心日籍工程師與專家，人數已經精簡收縮到約40餘人到100多人之間。
這幾十到一百多名的日本大腦，佔了當時全台殘留工礦類技術日人的極高比例，他們與朱江淮等留任幹部，在動盪的交接前夕，繼續用極具風險的孤立身分維持著全台輸電網的微弱平衡。
第四章：風暴與肅清——二二八事件後的政治清零（全台殘存205人與台電個位數王牌）
歷史的巨輪在1947年春天全速轉動，隨之而來的是台灣近代史上最慘烈的悲劇——二二八事件爆發。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讓台灣內部的族群關係、政治互信瞬間瓦解，也讓原本脆弱的「日人留用政策」徹底走入了死胡同。在事件發生時，台電內部的台籍精英亦被捲入風暴之中。根據朱江淮先生的回憶錄與人物誌記載，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間，朱江淮一度被派任為台電的「代總經理」以穩定局勢；但在同年3月28日，他卻遭到小人處心積慮的誣告，被強行關入保安處，命懸一線，直到次日才以「檢舉誤會」為由被釋放，其驚險程度可見一斑。
連台籍高層朱江淮都自身難保，留在台灣的日籍技術人員其處境更是危如列卵。當時國民政府與長官公署下達了近乎株連式的政治命令，認為殘留的日人與二二八事件的擴大有著密不可分的潛在關係，留用政策隨即全面崩潰。
歐素瑛老師的文章與國家檔案給出了最冰冷而令人震撼的歷史鐵證：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除少數特准留用外，一律予以遣返，僅留用日人205名，連同家屬，共計652名。」
二二八事件後的台電「黑數與專案留用」
當全台灣各行各業、包括大專院校、工礦企業加起來只准留下最後的205名日籍超級專家時，台電的人數迎來了歷史性的重創。
這時候，原本留在電廠的一百多名日本技師，絕大多數被強行解除徵用。但歷史檔案中幽微的地方就在於：電力是不能有一分一秒中斷的。當時有幾項關於超高壓變電及烏來發電廠修復的關鍵技術，在當時的接收交接過渡期中，尚未能由新進人員完全獨立掌握。
根據陽明交通大學洪紹洋教授的研究檔案指出，在1947年3月的風暴中心，台電內部持續留用者包括下村元理事等僅剩83名。而在同年4月執行第三期厲行遣送後，台電名冊上合法留用的日人已經萎縮到了17名的極致個位數與十幾人狀態。
在史料細節中，最令人動容的是技術人員之間跨越政治藩籬的專業默契。接收初期，各方人員雖因背景與政治立場存在猜疑，但在日夜搶修、親眼見證日本技師無私奉獻的專業後，第一線的台籍與管理同仁建立了極深厚的革命情感。為了保護這最後幾名日本大腦，台電內部技術高層聯手採取了「專案特許爭取」的方式。
甚至在二二八事件風暴最核心的3、4月間，部分廠處管理幹部頂著政治風險，私下將數名日本重要工程師以不列入總體官方報表的「黑數」方式，秘密安置在日月潭與烏來山區的機房深處，對外宣稱已解僱，實則提供秘密技術諮詢與安全庇護。這群日本技師頂著隨時可能被當作間諜逮捕的政治高壓，與台籍、留任同仁建立了超越國籍與政治局勢的生死邦誼。
第五章：悲涼的終局——遣返集中營的「八天給養」與1949年的最後清零
這群為台灣戰後點亮黑夜的「日本大腦」，在完成歷史使命、準備離開這塊土地時，迎來的並非鮮花與掌聲，而是時代悲劇下的狼狽與淒涼。
歐素瑛老師在關於日人輸送程序的研究中，詳細記錄了這群留用日人被遣返時的克難與嚴苛管制。當台電的日本工程師功成身退、被解除徵用後，他們會立刻被送往基隆港或高雄港的「日僑集中管理所」候船。
在集中營內，財產與隨身物品受到了極為嚴厲的搜查，現鈔被限額沒收。更具畫面感且令人心酸的歷史細節是，官方公文嚴格規定，每位被遣返的日人必須「自備八天份的給養糧食」——其中4天份用於在集中營內候船時食用，另外4天份則是登上升往日本的運輸船後的海上口糧。這群曾經在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呼風喚雨、在戰後大搶修中與本地技術精英平起平坐的高級知識份子，最終是背著克難的乾糧、帶著極其有限的隨身衣物，在海風中黯然告別台灣。
1949年8月：台電歷史的真正「清零」與技術斷層的跨越
那麼，這群台電的日本大腦究竟是什麼時候完全消失在台灣歷史編年史中的？答案是1949年8月。
根據洪紹洋教授引用的台電內部公文與紀錄記載，二二八事件後殘存的那十幾名、個位數的終極王牌工程師，一直留在烏來發電廠與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的早期探勘現場。
這些史料補記深刻還原了當時在第一線發電廠的技術交接實況：當時台灣在地的技術體制、承接的大陸技術團隊，在面對日治時期留下的複雜超高壓電力網路時，確實存在著顯著的技術斷層。這群日本大腦在明知即將被清零遣返的命運下，依然在深山機房中，將一疊疊攸關全台輸電網命脈的藍圖、開關變電圖紙密碼，毫無保留地「手把手」傳授給台灣在地培養的第一批台南工專、台北工業學校的年輕學生，直到他們能夠百分之百獨立操作所有超高壓變電系統。
1949年8月，台電送走了最後留在編制內的9名日本工程人員。當死板的政治神話在技術的真實交接面前退場，台電所有徵用、留用的日籍人員才真正宣告全體結束，歷史的數字在這一刻正式歸於「零」。
第六章：解構歷史懸念——為什麼數字會說謊？
當我們把整條時間軸拉開、把政策的經緯梳理清楚後，對於「到底幾個人」的懸念應該已經煙消雲散。歷史數據之所以會出現衝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點檔案學的限制：
•第一是統計對象的模糊（大腦與全身）：記載「3,000人」的文獻，算進了散佈全台的配電工人、臨時徵用勞工，這是撐起運作的全身血肉；而記載「400人」的文獻，指的則是擁有技師、技手官職的核心高級工程師，這是其中樞大腦。
•第二是家屬人數的混淆：在很多長官公署的原始公文中，有時只寫「留用人員數」，有時為了計算船位與配給，會直接把「留用人員與眷屬」的總數混在一起。例如二二八事件後的205人是「技術專家淨值」，而652人則是「含家屬總數」，若未細分，便會造成數據打架。
•第三是政策的動態遞減曲線：歷史是一卷流動的錄影帶，不是一塊靜止的墓碑。用一個單一的絕對數字去定義整段戰後接收期，本身就是不夠全面的。台電留用日籍人數，本身就是一條隨著政局與技術成熟而精簡的動態曲線：從1945年接收搶修時的3,000人總體團隊（包含約400名核心大腦），演變到1946年底大遣返後精簡至100餘人，再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降至17人核心（甚至包含部分未列入官報的地下「黑數」），最終於1949年徹底歸零。這是一條隨著時間推移、極為清晰的動態技術交接曲線。
結語：歷史檔案給予的溫暖定調
在解構了所有的冷酷數據後，我們最終仍應將歷史帶回人性的溫度。
國史館纂修歐素瑛老師在她的權威研究總結中，特別為這群在戰後風雨飄搖、政治夾縫中生存的留用日人，寫下了極具人文關懷與歷史公道的定調：
「整體而言，在臺日人於留用期間內大都能本著自慎、自戒與誠心工作，其服務精神和專業能力仍備受服務單位肯定，對戰後初期臺灣的接收與復員，實有其一定的貢獻在。」
這群留在台電的日本工程師，在戰後台灣最黑暗、最動盪的四年間，隱姓埋名，頂著隨時被遣返、排擠的政治高壓，與朱江淮等台籍精英、以及無數在第一線默默付出的外省籍、台籍技術同仁共同奮戰。他們在發電廠裡流下的汗水、傳授給台灣年輕一代的電氣圖紙密碼，沒有因為人數的遞減而被抹去。
因此，別再落入過去政治神話包裝的單一英雄敘事，也別再糾結於「3,000人」還是「40人」了。這每一個數字，都是真實的歷史剪影。它們共同記錄了這群日本工程師與台灣在地技術人員，如何在那個動盪的交接時代裡，用專業與尊嚴，共同撐起了戰後重建的第一道曙光。
參考文獻
一、學術論文類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第3期（2003年9月），頁201-227。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兼論臺灣高等教育的復員〉，《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2010年9月），頁287-329。
•吳文星，〈戰後初年在台日本人留用政策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6月），頁269-285。
•洪紹洋，〈戰後電力人員的引揚與留用〉，《臺灣學通訊》，第113期（2019年9月），頁8-9。
二、歷史檔案與專書回憶錄類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編，《臺灣省日僑遣返紀實》，臺北：該會，1947年5月。
•朱江淮，《朱江淮回憶錄：台灣電力建設的見證》，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
•臺灣電力公司史料，《監理時臺電各級員工統計表》與相關人事專案公文檔案。
•彌勒熊網（dodobear1020.com），「戰後初期台電日籍人員留用動態檔案系列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