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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紐倫堡Nuremberg】(2025)影評:凝視深淵的心理特寫,與娛樂化包裝下的歷史虛無


在電影史中,1961年史丹利·克藍瑪的《紐倫堡大審》(Judgment at Nuremberg)無疑是一座關於法律權衡、國家理性與集體罪責的宏偉里程碑。面對這座難以超越的高山,2025年由詹姆斯·范德比爾特(James Vanderbilt)執導的全新版《紐倫堡》(Nuremberg),極其聰明且精準地選擇了另一條路徑——它將鏡頭從宏大的法庭辯論,直接拉進陰暗、狹窄的監獄高牆內。

這不是一部講述正義如何凱旋的歷史宣傳片,而是一部將歷史紀實解構為「密室心理驚悚」的當代寓言。電影的核心命題不再是「體制如何定罪」,而是「當邪惡卸下怪物的面孔,展現出驚人的日常理性時,人性將如何自處?」然而,這部片在交出亮眼類型片成績單的同時,也暴露出好萊塢在處理沉重歷史時,極具爭議的盲點與道德危機。

監獄交鋒:研究者與受試者的心理易位
整部電影的靈魂,完全寄托在兩位主角在銀幕上的精彩對戲。雷米·馬利克(Rami Malek)飾演的美國軍醫心理學家道格拉斯·凱利(Douglas Kelley),帶著啟蒙時代以來的科學自信進入牢房。他的初衷代表了文明世界的普遍渴望:希望透過精神病理學的分析,將納粹高層定義為「非理性的瘋子」或「人格異常的怪物」,好在道德上將他們徹底放逐。

然而,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飾演的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卻徹底粉碎了這場高高在上的科學幻想。

羅素·克洛在片中貢獻了統治級的壓倒性演技。他沒有採取流於表面、暴虐刻板的演法,反而將戒毒後的戈林詮釋得極具智商魅力、知識涉獵廣博,甚至帶著一種世故的幽默感。在方寸之地的牢房裡,戈林不是等待被解剖的白老鼠;他那標誌性的微笑與雄辯,反過來將凱利醫生的心理防線層層剝離。

電影在場景調度上極具壓迫感,兩人之間的香菸遞送、眼神交鋒,乃至於心理測驗圖卡的翻閱,都化為權力博弈的微型戰場。雷米·馬利克用他極具神經質的肢體語言,精準捕捉到了凱利醫生從「觀察者」淪為「被吞噬者」的靈魂磨損。

歷史的錨點:戳破魅力謊言的關鍵三分鐘
《紐倫堡》最危險也最迷人之處,在於它大膽地實踐了漢娜·鄂蘭所謂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或者更貼切地說,是邪惡的「平庸與日常」。當觀眾幾乎要被戈林的銀幕魅力與「反英雄」敘事所俘虜時,導演在影片中段安插了一記致命的重拳。

當法庭上播放起解放集中營的真實歷史紀錄片——那些堆疊如山的屍骨、枯槁無依的倖存者眼神——銀幕的光源慘白地照在牢房裡戈林的臉上。此時,戈林沒有崩潰,也沒有懺悔,他只是冷冷地聳了聳肩,將其歸咎於「戰爭的必要代價」。

這一幕是全片的戲劇轉折點,也是本片在美學上未流於「洗白」的關鍵。它用極致的冷血戳破了前半段所有的優雅表象,逼迫觀眾看清:真正的魔鬼不需要長著獠牙,他最大的恐怖,在於他能一邊品味著巴哈、展現著人性的溫度,一邊毫不遲疑地按下毀滅百萬人的按鈕。

盲點批判:被娛樂化公式「羔羊化」的危險
然而,當我們將這部電影放回歷史與政治哲學的脈絡中檢視,這種過度依賴當代類型片公式的拍法,卻也暴露出其無法迴避的硬傷。導演將歷史文本硬套進《沉默的羔羊》式的框架:當戈林被塑造成深不可測、能看穿人心的漢尼拔醫生,而心理醫生凱利成了頻頻動搖的菜鳥探員時,電影實際上已經掉進了「將邪惡美學化」的陷阱。

好萊塢為了追求張力,給了戈林過度飽滿的台詞與智力掌控權。這種拍法在無形中削弱了歷史的殘酷性,反而賦予了這位雙手沾滿鮮血的戰犯一種孤傲的色彩。最後他用毒藥愚弄絞刑台的結局,甚至在鏡頭調度下顯得像是一場成功的黑色幽默謝幕。這對於真實歷史中數百萬死於集中營的受難者而言,無疑是一種戲劇上的輕佻。

此外,片中大量呈現戈林對盟軍地毯式轟炸德勒斯登、以及投下原子彈的「那你們呢?(Whataboutism)」靈魂質問。這固然是歷史真實,但電影在剪輯上給了這些辯詞極大的情感權重。這種「各打五大板」的敘事,極易引導現代觀眾陷入歷史虛無主義,模糊了納粹主導系統性種族滅絕的獨特本質罪惡。更遑論片中為了迎合當代對政治權力的不信任感,憑空捏造了美國檢察官密會教宗庇護十二世的黑箱橋段,這種為了戲劇張力而「發明歷史」的手法,嚴重背離了歷史劇的編劇倫理。

結語:歷史毒素的延遲性反噬
電影的結局帶著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宿命感。戈林最終用藏匿的氰化鎘膠囊自殺,完成了他最後的「反叛謝幕」。但電影走得更深的是,它展現了這場心理博弈對文明世界的延遲性創傷。歷史上,凱利醫生在戰後陷入了嚴重的精神折磨與酗酒,最終在多年後,選擇了與戈林完全相同的方式結束生命。這種類似「靈魂寄生」的悲劇結局,正是電影留給現代社會最深刻的警鐘。

2025年版的《紐倫堡》看似是一匹探討人性深淵的特洛伊木馬,但它自己也成為了被好萊塢娛樂工業「馴化」的產物。它用精湛的演技和密室張力滿足了觀眾的觀影快感,卻在靈魂深處,對歷史的絕對正義進行了妥協。它讓我們看到了惡魔的人性,卻也因為過度沉迷於表現惡魔的魅力,差點忘記了歷史高牆下,那些真正失聲的受難者哭牆。在民粹與威權思潮再度抬頭的21世紀,這部電影的「危險刻畫」,恰恰是我們身為影評人與歷史觀看者,必須保持高度警戒的現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