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商學院的老師Peter Navarro正在坐牢，因為他「藐視國會」。Navarro是川普政府裡最反中的官員，他堅信川普被作票作掉了總統位子，眾議院因為要調查2021年一月六日國會山莊動亂事件，發傳票給Navarro，但他拒絕到國會作證、提供證據，因而被起訴、定罪「藐視國會」，最後被判刑四個月。
為什麼民主國家要有藐視國會一罪？讓我用這文回答這個問題，順便釐清一下美國和黃國昌藐視國會罪的不同。
民主國家的主權在人民，國會代表的是全體人民，因此當全體人民要調查犯罪事實時，人民需要遵守，因為沒有人可以在人民主權之上。這也是國會需要有獨立於司法之外的調查權的原因。
但美國憲法不僅有三權分立而已，整個美國憲法的精神都在於權力的制衡。許多憲法條文的設計，根本不在於如何更有效的政府經營管理，而在於如何分化權力，因為權力得到制衡，個人的自由才有保障，人民才會幸福。
所以雖然國會有權發傳票調查不法，但這個過程也得謹慎使用。美國大法官判例說，國會發出的傳票，要符合三要件，才能算是有效，第一是要議院授權，第二是和立法相關，第三則要詢問事項和授權範圍相符。
而如果應傳到國會，不得不作證的時候，憲法還有一個極大的人身保護規定，「不用自證犯罪與否」。這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已經被直接用來作為拒絕回答的標準作業，到國會作證，只要說I invoke 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我使用第五修正案的權力，就可以一路沉默到底。
而如果像我的老師這樣的藐視國會，連作證都拒絕的公民，國會也不能自己球員兼裁判，國會只能把案件引介給司法部，再由司法部的檢察官起訴，然後由法院定罪。一個藐視國會罪，到最後是要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都牽扯在一起，才能成案。這又是美國憲法權力相制衡的另外一個證據。
然後我們再回頭看黃國昌的藐視國會法案。首先，立法院的調查權，舖天蓋地，沒有任何節制，什麼都可以查，不但在五權憲法裡取代了監察院，甚至連司法權都要侵門踏戶，調查起司法案件了。而且，在傅崐萁的宣告「看誰敢在民進黨政府裡當官」後，我們知道藍白的藐視國會，最主要目的就是對付行政權。行政、立法的相互制衡，本來不見得是壞事，但如果給了一方沒有節制的權力，均衡就失去了。在民主國家裡，不是只有立法機關才代表人民，行政權也是人民選出來的。我們要的是制衡，而不是一權獨大，限制了另一權的發展。
台灣立法院質詢官員的設計，來自於內閣制的憲法，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最初拚裝憲法的問題。但在修憲之後，台灣已經傾向總統制，再讓立法權這樣隨意踐踏行政權，已經失去制衡的意義，如果再給立法院擴權到可以隨意對付官員，不准反質詢，不准不回答，隨時可以用藐視國會的罪名修理官員，還不用經過司法審理，那不是立法院調查權，那是立法院皇帝權。而且台灣還沒有第五修正案的人身保護，真是立法委員要你死，你不得不死，那不是皇帝嗎？你可以接受五十幾個藍白皇帝決定你的生死嗎？
但我們知道國民黨為什麼要這樣做，傅崐萁已經告訴我們了。國民黨應共產黨的要求，要弄死民進黨政府，就算最後被憲法法庭擋下，他們也達到亂台的效應。
網友說得好，他很難過，只能一直投民進黨，才會一直有票可以投。但這是非常的時代，內外交逼的困難時期，支持台灣民主的人民，只能一直站出來，用一次比一次更大的聲量，告訴紅白藍，台灣人民主的意志堅強，賴清德才有後盾用憲法賦予政府的權力，擋下這些亂台惡法。
原文出處 陳家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