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朝鮮)有一條「未來科學家大街」是金正恩重塑平壤市容的大舉動，展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並且獎勵北韓最有價值的一群人，所謂的科學家。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而言，沒有什麼比科學的發展來得更重要，但金正恩的科學發展，其實只有兩個面向，核子彈科技和電腦駭客。北韓能夠在今天仍然保持不屈服於四鄰，完全得利於金家發展出來的核子彈，可以說沒有核子彈，金家王朝早就倒了。而在強大的經濟制裁下，北韓統治者仍然吃穿不愁，也得利於北韓的地下犯罪活動，早先的擄人勒索、印製假鈔，完全比不上今天的駭客所能帶來的美金數量。因此，我們可以想見，北韓的教育體系，在國民很小的時候，就籂選出腦袋很好的小孩培養，並且在社會上形塑成一個氣氛、文化，有著科學至上，數理第一的價值觀。
所以北韓的重視科學，是一個國家級的策略。金正日以降，北韓從上到下，都繞著這個國家策略發展。
但北韓的重視科學，還有一個遠祖，那就是蘇共的史達林(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全世界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和史達林都是一邊建國、一邊摸索。列寧死得早，但他死前的擱置共產主義，追求小資本質的「新經濟政策」，一度讓共產革命胎死腹中。但史達林比列寧更頑固，更堅信馬克思主義，因此全面掌權後，矢志貫徹共產主義。
史達林的共產社會還有一個面向，也是蘇聯的國家級策略。列寧和史達林這些亡命之徒(當然還有毛澤東)，自從投身共產革命後，就一路受到迫害，過著流亡的人生，因此他們的內心，永遠都在對抗外在強大的敵人，這個外在強大的敵人，日後被共產黨具體化為以資本主義為信仰的西方帝國主義。這個敵人，不但勢力龐大，藉由殖民主義壟斷了地球的資源，並且時時以顛覆共產主義為目標，時時在共產社會進行滲透、策反，凡是反對共產主義政策的人，都是受命於西方帝國主義。因此農業集體公社化推動的時候，遭受農民不配合而導致失敗，史達林從來沒想過是政策的問題，他認為一定是敵人搞的破壞。所以他不管餓死幾百萬人，打死成千上萬的「富農」，也要推動集體化農業生產。當蘇聯人發現，不聽史達林的話，是會演變成人吃人的地獄，就再也沒有人敢反抗農民公社了。
在工業生產上，史達林也是用一樣的方式推進，但工業生產還有另一個考量，即國家生存的考量。史達林和列寧在一戰的後期，在德國的協助下回國革命成功，但一旦拿下國家，他們就挾著尾巴，把首都從臨波羅的海的聖彼得堡，遷到遠離歐洲的莫斯科，因為他們太害怕德軍了。在二戰開打前，史達林非常懼怕希特勒，用盡一切手段，簽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後來希特勒毀約要攻打蘇聯前夕，史達林收到很多情報，知道德軍即將來襲，但他不願意相信，他甚至願意給希特勒更多好處，換取德國不侵略蘇聯，因為史達林知道蘇聯還沒有準備好。
史達林從三零年代就開始的工業化，除了農機的生產外，他的重心在於飛機和坦克的生產。在史達林之前，蘇聯可以說完全沒有飛機和坦克生產的能量，不但這樣，他們連基本的工業生產能力都沒有，沒有工廠，自然也沒有工具、師傅，更不要說是技術了。但史達林把工業生產當成國家級的策略，建學校、選人材、強迫西方國家轉移技術、騙不來就用偷的，一步一步，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國家，轉成工業強國，至少在軍事生產上，取得重要的突破。等到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參戰後送給蘇聯的技術和資源，更一舉把蘇聯變成一等一的軍事工業大國，到今天，共產中國者還受益於這個史達林的工業現代化。
美國丟在日本的原子彈，一下就把史達林的恐懼感又提升起來，一個不做原子彈就會被美國入侵而亡國的恐懼感，史達林於是把蘇聯重視科學的國家策略，更進一步。短短幾年內，蘇聯不但偷來美國技術造出原子彈，還領先美國先上了太空。
金家王朝的重科學，一脈相傳於史達林的強烈亡國感和科學救國觀。把歷史再拉遠一點，因為亡國感而打造國家策略，得到成功的故事還有很多。台灣人比較知道日本被美國黑船開國的故事，但比較少人知道日本明治維新和蔣介石所效法、嚮往的普魯士陸軍，卻也是在亡國感下，所產生的國家級策略。
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而誔生的西伐利亞和平，重建歐洲地國，也加速民族國家的形成。小國小民自此沒有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秩序保護，各個強權，隨時整軍侵略他國，有懼於戰爭的小國，不是靠向某個強權，就是只好發展武力，腓特烈大帝的曾祖，普魯士最後的選侯，用盡一生的精力，把普魯士打造成一個可以和強權平起平坐的地方強權，而到了腓特烈大帝的年代，普魯士雖然只在歐洲算是第十大人口國，但他的陸軍卻是第三大。
「有些國家有陸軍，但普魯士的陸軍，有一個國家」。歐洲大陸的爭戰，很像中原大地的爭戰，沒有海洋的天然屏障，沒有用軍人的胸膛擋住敵人，敵人就可以長驅直入，家破人亡、奸淫擄掠都是立即的後果。普魯士處於中歐的十字路口，戰爭隨時會發生在他們的土地上。腓特烈大帝的曾祖說，「結盟固然很好，但有一個可靠的自己的武力更好。一個統治者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和資源，就得不到尊重。天幸我有這些，所以我才重要。」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列祖列宗，把普魯士從一個鄉下小國，建成偉大的軍事強權，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因為要有清楚的戶口制度以徵兵，國家就要有強力的官僚制度，因為要有足夠的糧食，所以農業生產制度要改革，因為要有軍工產業生產槍砲，所以國家要鼓勵工業，而因為要有軍官團帶領軍隊，所以普魯士貴族都要把青年送進官校。
策略永遠要有制度上的配合和資源的投入，否則就只是空談。
台灣的國家級策略是什麼？這次傅崑萁的訪中，帶回來的國民黨策略方向，正好給台灣一個清楚的政策對比，讓社會可以好好地進行一場國家級策略辯論。
北韓、蘇聯和普魯士的例子，說明了國家級策略的必要，以及進行的手段。但在選擇國家級策略的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北韓和蘇聯的社會，一直都是處於落後的文明低度發展地區，領導人用強勢的主張、強力的控制力，硬性地型塑社會，雖然犧性了許多人的生命和自由，剝奪了這些社會的其它可能，但他們達成了目標，建立了不可侵犯的國度。某種程度上，十七、八世紀的普魯士也是，但普魯士的封建本質和相對進步的文明，還是讓普魯士達到了比較高的地位。但普魯士的改革，還是根基於國家民族的文化特性。簡單地說，腓特烈大帝和先祖的改革，不可能發生在俄羅斯，也不可能發生在英國或法國，但日本可以移植這些制度，因為這套方法符合日本社會的特質。比如說普魯士貴族就像是日本武士一樣，是可以經由訓練及洗腦而轉而變成軍隊裡的軍官團。
那適合台灣體質的國家級策略是什麼？身為台灣人，並且觀察台灣和世界各國差異多年，我認為台灣人最大的強處就是「靈活」，所有國家、社會、企業的發展，在台灣如果要成功，就要用上台灣靈活的特質，如果捨此不由，就不會成功。給幾個例子。
台積電是台灣的驕傲，全世界前十大市值的巨型企業，但在巨大組織的背後，台積電不管是內部文化，或者是商業策略，都是出於台灣特有的靈活。為什麼三星的代工事業，永遠趕不上台積電？代工是服務業，而且是極為複雜、一日數變的產業，客戶有大有小，有各式各樣的需求，沒有台積電的這些靈活業務和工程師的配合，怎麼會有這些長期的合作關係？找三星？太小不理你，太大又不敢。台灣人的靈活，更是顯現在技術的推進。ASML不只是台積電的供應商，而是共同長大，一起摸索的夥伴，一起把困難解決的兄弟。
台積電在美國設廠碰到阻力，但我可以很確定的說，因為台灣人的靈活，所以台積電在美國，會比其它在美國的晶圓廠成功。
又比如說健保。台灣的健保有許多的問題，但放在全世界的健保體系裡，可以說是數一數二。這成功的關鍵，一如台積電一樣，來自於靈活的優質人力資源。台灣的健保，管東管西，但仍然保持醫院間的競爭，而不是像英國的公醫制度一樣，所以可以讓靈活的醫院經營者，適時調整並投入資源發展。而醫生雖然辛苦，但健保實質上保證了醫生在收入上的中上階級地位，在大小醫院上的流動，不但社會地位高，而且生涯規劃多樣化，讓年輕人還是以醫學院為第一志願。
而台灣的飲食文化，更得利於台灣相對靈活的衛生、勞動法規。美國幾乎沒有夜市可言，原因很簡單，把美國法規搬來規範台灣的餐飲，看看還有哪一個攤子還有辦法生存。
如果把靈活這個特質看得清楚，你就知道為什麼台灣的產業發展會是今天這樣。電子業代工生，而品牌死，零件生產繁榮昌盛，而系統產品死路一條。文化產業裡，流行影音蓬勃發展，但永遠不會有「戰爭與和平」，也不會有諾貝爾文學獎。所以為什麼台灣不能發展核電？核能發電厚重沒彈性，而綠電遍地開花更適合容易有天災，但人民極為靈活的台灣。
在政治體系上，台灣的發展，同樣也是靈活生，厚重死。當台灣是復興基地，頂著大中國的外衣時，台灣是沒有活力的。但當台灣是民主自由，面向海洋的島國時，就是繁榮而快樂的。當中央集權，事事仰賴中樞時，地方是麻木不仁的。但民主自由放出來的地方自治，就是一個活力出頭，地方互相競爭，互相求好的過程。
民主自由在台灣得到舉世的稱讚，更是台灣靈活特質找到出路的最佳證明。這就是台灣的國家級策略，我們要把所有的政策，都和這個靈活特質結合，而只要是會壓抑我們靈活特質的，我們都要捨棄。
所以台灣要遠離厚重大一統的中國，擁抱活力民主自由的美日韓，不要做中國要我們做的事，如果把台灣變成中國文化、中國政治的一部份，最後都會傷害台灣靈活的特質，所以要走向自由的世界，而不是綁進僵硬的中國。這就是台灣最重要的國家級策略。
原文出處 陳家煜